他从直隶带过来的三个独立师，真正能投入战场的，只有一半兵力；剩下的一半，都得分散到大西北各地驻防——地盘太大，土匪、马帮、残余民团四处都是，稍有不慎就会反扑，根本不敢轻易调动。
但冯玉祥那边呢？十五万人听起来声势浩大，实际上是“光杆司令带着没实力的队伍”——没有稳固的后方，没有补给线，弹药靠抢夺，粮草靠征集，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
吴行则不同：直隶的奉军能从侧面狠狠插上一刀，直捣包头——那可是西北军的老巢！
东边的形势更为有利：黑龙江的马占山骑兵师、梁忠甲步兵师已经严阵以待，准备杀进呼伦贝尔，将西北军拦腰截断，然后围起来逐步消灭！
所以对于这一仗，吴行心里有底，觉得胜算很大。
反观冯玉祥，虽然阵势摆得很大，锣鼓敲得震天响，但他手下大多是“谁给好处就跟谁走”的人——像韩复渠、石友三、孙良诚这几个，早年跟着冯玉祥喊口号，后来一看形势不对就立马倒戈，骨头软得很，立场比墙头草还容易动摇。
指望这些人帮他夺回西北？根本不可能。
军事会议结束后，吴行转身就发出电报——给宁夏、甘肃两省下令：即刻出兵！
又分别给直隶、黑龙江拍发急电：等待信号，随时准备开拔！
他的想法很明确：通过这一战奠定大局，把冯玉祥的西北军彻底连根拔除。接下来稳定蒙疆局势、收复失地、修桥铺路、开仓放粮，稳稳当当地坐上北方第一把交椅。
命令一下达，吴行当天就带着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的一众参谋、五部电台，外加一个卫队营，从西安启程，直奔天津。
他如今统领着十几万人马，早已无需亲自在前线风吹日晒、盯着沙盘指挥作战了。把控全局调度，精确掐算时间、掌握关键节点，才是他现在的工作重点。
再说了，“君子不立于危险的围墙之下”，这句话在当下同样适用。
而且直隶奉军要从天津北上包抄，一旦那里兵力空虚，就容易被敌人钻空子。吴行必须亲自坐镇，全面统筹调配，才能将西北军围困至死，彻底消灭。
更何况，冯玉祥在绥远高调登台宣誓，闹得全国皆知，南边的北伐军本就伺机而动，要是趁机对直隶下手，那直隶这块大本营可就危险了。
这里有他亲自创办的炮兵学校、西苑航空学校，还有津门大港这个重要的“钱袋子”，绝不容有丝毫闪失！
六月十三日，局势突变。
北伐军进攻武汉，却遭遇惨败。
张发奎率领的第四军，折损了四千多人，只能灰溜溜地撤离战场。
桂系第七军在中原地区，被张学良的第三军团迎头痛击，实在抵挡不住，只能往后撤退。
唐生智的第八军更是凄惨——一头钻进吴佩孚和张宗昌联合布置的口袋阵，差点被包饺子，部队损失了一半，枪支也丢了一大堆。
二次北伐，就这样正式宣告失败。
北伐军全面从两湖地区退出，吴佩孚乘胜追击，很快收复湖南，随后便开始整训兵马，一副“我马上就要挥师南下，踏平你们老家”的嚣张模样。
北伐军为何输得如此之快？关键在于吴佩孚背后有人大力支持——张学良和张宗昌实打实的砸钱、砸枪、砸人。
尤其是张学良的第三军团，装备崭新、训练严苛、士气高昂，在中原地区横冲直撞。先是击败了桂系第七军，接着又联合张宗昌麾下的白俄军，一起夹击张发奎，把对方打得晕头转向。
如此一来，吴佩孚的压力骤减，只需集中火力对付唐生智的第八军就行。
而唐生智原本就是吴佩孚的老部下，他有几斤几两，吴佩孚再清楚不过。况且，第八军的将士大多是湖南籍的直系老兵，吴佩孚一方面许以高官厚禄和重赏，一方面持续猛攻不放松，里应外合之下，直接把这支部队打散了。
战后统计：第八军阵亡四千多人，被俘七千多人，跟着唐生智一路逃亡的只剩下两三千残兵败将，枪支几乎丢光。
这一仗，对北伐军而言，如同断了一条大腿。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