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按照户籍系统里十五年前的地址，找到了这片曾经的教师新村。但现在，这里只剩下几栋孤零零的单元楼，墙上用红漆画着大大的“拆”字，窗户破碎，像一个个空洞的眼睛。
“师傅，打听个人。”赵大勇走到工地门口的临时工棚，里面几个民工正在吃午饭。他掏出烟，散了一圈，“以前住这儿的一个老师，叫孙建国，五六十岁，教书的。您几位见过吗？”
一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老民工接过烟，点上，眯起眼想了想：“孙建国是不是瘦高个，戴眼镜，说话文绉绉的那个？”
“对，您认识？”
“以前在这片儿见过，但好多年没见了。他家是3号楼202吧？那栋楼去年就拆了。拆迁前就没见人回来过，听说早搬走了。拆迁款都是他儿子来领的。”
“他儿子？叫什么？住哪儿？”
“那我可不知道。拆迁办的人可能清楚。”
赵大勇道了谢，转身往拆迁办公室走。雨势稍小了些，但天空依然阴沉。他掏出手机，打给夏柠：“夏柠，帮我查孙建国儿子的信息。孙建国本人户籍在本市，但他儿子可能独立成户了。另外，查一下孙建国的银行流水、社保记录、医保记录，看他最近几年有没有活动轨迹。”
“明白，赵哥。苏队那边也让我查孙建国的车辆信息，92年那辆黑色上海牌轿车，车牌是31-45开头，后面两位不确定。我在交管系统里搜了一下，31-45开头的黑色上海牌轿车，92年在全市登记的有十七辆，车主信息正在核实。”
“优先查姓孙的，或者和教育系统有关的。”
“好。”
挂断电话，赵大勇走进拆迁办公室。一个戴着安全帽的中年男人正在看图纸，见赵大勇进来，抬头问：“有事？”
赵大勇出示证件：“打听个人，孙建国，以前住这儿3号楼202。拆迁款是他儿子来领的，他儿子叫什么？住哪儿？”
安全帽男人愣了一下，起身去翻柜子里的文件。找了几分钟，抽出一本登记簿：“孙建国找到了。202室，产权人孙建国，拆迁补偿款共计四十二万八千元，领取人孙伟，身份证号…”他念了一串数字，“住址登记的是城东新区阳光花园12栋301。这是三年前拆迁时的信息，现在还在不在就不知道了。”
赵大勇快速记下，道谢离开。
城东新区阳光花园，是十年前建的中档小区。赵大勇开到12栋楼下，锁好车，上到三楼。301室的防盗门很新，门上贴着春联，横批是“出入平安”，但春联的颜色已经褪去，看来是去年春节贴的。
他按响门铃。等了十几秒，门开了条缝，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探出头，戴着眼镜，脸色有些苍白：“找谁？”
“孙伟吗？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赵大勇出示证件。
男人的表情明显僵了一下，眼神闪烁：“什么事？”
“关于你父亲孙建国。他在家吗？”
“我爸他不住这儿。我们也好久没联系了。”孙伟的声音有些发紧。
“能进去说吗？外面雨大。”
孙伟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门。屋子装修普通，但收拾得干净。客厅的沙发上扔着几本建筑设计的书，茶几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未完成的图纸。
“你父亲现在住哪儿？”赵大勇在沙发上坐下，目光扫过客厅。墙上挂着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里的孙建国看起来六十岁左右，瘦高，戴金边眼镜，穿着灰色夹克，面带微笑，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
“我也不太清楚。”孙伟在对面坐下，双手不自觉地搓着膝盖，“我爸和我妈离婚快二十年了，他一直一个人过。前些年还在做点小生意，后来生意失败，就就到处跑，居无定所。我给他打电话，经常不接。有时候几个月联系不上。”
“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去年春节吧。他来我这儿吃了顿年夜饭，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问他在哪儿住，他说租了个小房子，具体哪儿没说。”
“他有手机吗？”
“有，但老换号。我只有他一个旧号码，打不通了。”孙伟起身去卧室，拿了一张纸条出来，“就这个，139开头，我打了很久，是空号。”
赵大勇接过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串数字，确实是空号。他打量着孙伟，这个年轻人看起来紧张，但不像在撒谎。或者说，他知道些什么，但不愿说。
“你父亲以前是三中的教务处副主任，92年调到市教育局，95年下海经商。这些你知道吗？”
“知道一些。但我爸很少提以前的事。尤其是我妈跟他离婚后，他更不愿意说了。”
“为什么离婚？”
孙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