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下午，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裁缝带着儿子来到征兵处。
“长官，我叫陈富贵，在西门开了个小裁缝铺。”老裁缝说话时手都在抖，“我儿子陈小山，今年十八，想参加红军。”
“大叔，您想好了？”负责登记的战士问，“当红军要打仗，要吃苦，还可能……”
“想好了！”陈富贵抢着说，“昨天红军分粮，我家分了五十斤大米。我婆娘病了三年，没钱抓药，红军卫生员免费给治了。我陈富贵活了半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
他拉过儿子：“小山，给长官磕头！”
“别别别！”战士急忙拦住，“参加红军是自愿的，不用磕头。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会干什么？”
“陈小山，十八岁，会……会做衣服。”小伙子腼腆地说。
“做衣服也是革命工作。”战士认真地记下，“咱们红军正缺裁缝呢。”
这一幕被凌天看在眼里。他站在街对面的茶楼二楼，心中感慨万千。这就是民心啊，有了民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五天时间，五团在遵义招收了六百多名新兵。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也有少数学生和小商人。
新兵训练
新兵来了，但问题也来了：怎么训练？
按常规，新兵训练至少需要三个月。但现在红军在遵义能待多久？三天？五天？十天？谁也不知道。
“没时间按部就班。”凌天在团部会议上说，“我们要搞‘速成训练’。”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将新兵打散，编入各连各班，实行“一帮一、一对红”。每个老兵带一个新兵，白天一起训练，晚上一起学习。
训练内容精简到最核心的三项：射击、投弹、刺杀。每项训练只教最实用的技巧。
“射击不用练卧姿，就练立姿和跪姿，因为战场上你很少有机会趴着打枪。”凌天亲自到训练场示范，“瞄准不用追求百米打十环，只要能打中人体大小的目标就行。”
“投弹重点练准度和隐蔽性。三十米内要能投进窗户，投弹前要学会找掩护。”
“刺杀更简单：突刺、防刺、格挡，就这三招。练到形成肌肉记忆，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
训练从早到晚。城外的山坡上，枪声、爆炸声、喊杀声不绝于耳。
新兵陈小山被分到一营二连，班长就是那个第一个登上城头的王铁柱——他左肩的伤还没好利索，就用绷带吊着胳膊，用右手教新兵。
“小山，握枪要稳，但不是死劲。”王铁柱纠正他的动作，“呼吸要匀，扣扳机要轻。对，就这样……”
陈小山很努力，但毕竟没摸过枪，第一天上靶率只有三成。
“别急。”王铁柱拍拍他的肩，“我当年第一次打枪，十发子弹全飞了。练，练多了就好了。”
晚上，战士们围坐在油灯下学习。学的不是文化课，而是“为什么要当红军”。
“咱们红军和旧军队不一样。”老兵们讲自己的经历，“旧军队当官的打当兵的，当兵的欺负老百姓。咱们红军官兵平等，军民一家。”
“我在家给地主扛活，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参加了红军，虽然苦，但心里痛快。”
新兵们听着，眼睛越来越亮。
情报危机
就在五团全力整训时，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3月6日晚，特务连长王大山急匆匆找到凌天：“团长，我们抓到一个特务。”
“怎么回事？”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监视城里的可疑人员。今天晚上，发现一个药材铺老板鬼鬼祟祟，在他家后院挖出一部电台。”
凌天心头一紧：“人呢？”
“关在城隍庙地下室里。嘴很硬，什么都不说。”
凌天立即赶去。地下室里，一个四十多岁、穿着长衫的中年人被绑在柱子上。看见凌天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