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那个看似寻常的周六下午，汉东政法大学团支书梁璐的生命，已在城郊的废旧砖窑被祁天道与祁同瑞彻底终结，沉入水底的老式桑塔纳，连同她的踪迹，一起藏进了黑暗的深渊。
作为政法委书记梁群峰的独女，梁璐在京州的身份本就特殊。在汉东政法大学，她是挂名的团支书，更是该校法律系主任高育良的妻子吴惠芬口中“最要好的闺蜜”。两人年龄相差十余岁，却总能在校园里看到她们并肩而行的身影——吴惠芬对梁璐关怀备至，嘘寒问暖，偶尔还会亲自煲汤送到宿舍，那份亲昵劲儿，让旁人都以为她们是真的心性相投、忘年情深。只有吴惠芬自己清楚，这份“闺蜜情”从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功利目的：高育良在汉东政法大学执教多年，学识渊博、野心勃勃，早已不满足于系主任的职位，一心想要弃笔从政，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抱负。可他出身学术圈，在官场缺乏根基，亟需一位手握实权的引路人帮扶，而梁群峰作为政法委书记，正是能为他铺路搭桥的关键人物。
吴惠芬看透了丈夫的心思，主动承担起“搭桥”的角色。她深知梁璐年轻爱慕虚荣，便投其所好，时而为她指点学业难题，时而送些新潮的发卡、丝巾，偶尔还会陪着她逛百货大楼、吃国营饭店的招牌菜，用成熟女性的包容与“真诚”，一步步赢得了梁璐的信任与依赖。久而久之，“吴惠芬是梁璐最好的闺蜜”成了校园里公开的秘密，梁璐也常常在父亲梁群峰面前提起吴惠芬的好，间接为高育良刷足了存在感。吴惠芬精心维系着这份关系，把它当作丈夫从政路上最宝贵的“敲门砖”，盼着有朝一日梁群峰能主动伸出援手，圆了高育良的仕途梦。
可梁璐的生活，却始终带着一种糜烂的随性。说她规律，她挂着团支书的头衔，从未真正投入过团学工作——会议要么找借口缺席，要么让学生干部代劳，唯一的“贡献”不过是借着父亲的名头，为团学活动争取过几次无关痛痒的资源支持；说她不规律，她的行踪才真正暴露了本性——所谓的“消失”，从来不是为了工作或学业，而是忙着和各种各样的男学生、社会上的男人幽会厮混。有时，她会以“筹备活动”为借口，在学校宿舍住上十天半个月，实则换着不同的男伴过夜；有时，她又会一连几个月不回学校，要么住在校外租的筒子楼里，要么跟着不同的男人外出，连吴惠芬都只能通过偶尔的校园偶遇，窥见她纸醉金迷的生活片段。
家里安排的专属保镖，本是为了保障她的安全，却渐渐成了她掩人耳目的工具。梁璐只在需要遮掩行踪、或是从某个隐秘地点出来时，才会呼唤保镖前来接送，多数时候，她更偏爱独自行动，享受这份不受束缚的放纵。正是这份看似“年轻人爱玩”的不规律，以及吴惠芬刻意维持的“关心”，让她的失踪在最初的三天里，被所有人轻易忽略。吴惠芬并非没有察觉梁璐的缺席，只是在她看来，梁璐大概率又是和哪个男人厮混忘了时间，只要不闹出太大动静，她懒得过多干涉——毕竟，她在乎的从来不是梁璐本人，而是这层关系背后能为高育良带来的政治价值。
直到周一这天，这份平静被彻底打破。
按照汉东政法大学的惯例，每周一上午十点有全校团支书例会，这是梁群峰特意打过招呼、要求梁璐必须参加的会议——既是做给外人看的“重视学生工作”，也是让女儿有个正经事牵绊，收敛心性。可当天上午，会议已经开始了半小时，梁璐依旧不见踪影。负责会议的老师接连去宿舍楼下喊了两次，都无人应答，无奈之下，只能给系办公室打去电话，让吴惠芬帮忙联系。
接到电话时，吴惠芬正在家里批改学生的作业，她愣了一下，随即敷衍道：“可能是周末玩得太晚起不来，我中午去宿舍看看，让她给你回电话。”挂了电话，她并未放在心上，依旧低头忙碌——在她眼里，梁璐缺席一次会议再正常不过。
中午时分，吴惠芬提着饭盒来到学校，特意绕路去了研究生宿舍区。1992年的学生宿舍还是老式的筒子楼，走廊里弥漫着饭菜香与肥皂味，偶尔传来学生的说笑声。她走到梁璐的宿舍门口，轻轻敲了敲门，里面毫无回应。她又试着喊了两声“璐璐”，依旧没有动静。吴惠芬皱了皱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笔，快速写下一行字：“璐璐，看到字条后速给我回电话，办公室分机802，家里电话5837219。”她把字条仔细贴在宿舍门上，用胶带粘牢，确保不会被风吹掉，这才转身离开——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的年代，贴字条、打电话是最常用的联系方式，她以为梁璐回来看到字条，总会第一时间联系她。
可整整一下午过去，办公室的电话没响，家里的电话也始终安静。吴惠芬心里渐渐泛起一丝不安，她时不时看向桌上的拨号电话，琢磨着梁璐是不是没回宿舍，或是没看到字条。
她太清楚梁璐的性子：再放纵任性，也不敢违抗父亲梁群峰的明确命令，周一的团支书例会是梁群峰特意交代的，梁璐绝不敢轻易缺席；吴惠芬的心猛地沉了下去若是梁璐真出了什么事，不仅高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