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大批量生产随身听的塑料外壳和通用按键，成本被压到极低。

    这些半成品通过罗三爷的蕴实物流网络，源源不断地运往深圳。

    深圳的工厂。

    则专注于核心电路板的焊接、机芯的组装和最后的调试。

    一个月后，第一批“乾坤随身听”走下了生产线。

    它的外观比索尼略显粗糙，功能也简单，但当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时，音质绝对能够跟索尼碰一碰。

    最关键的是，它的成本，只有索尼Walkn的三分之一。

    产品有了，如何推向市场？

    李蕴想起了他在北方卖冰箱彩电的经验。

    他拿出一笔巨款，在各大城市的青少年杂志、广播电台，投下了铺天盖地的广告。

    广告语只有一句，却极具煽动性。

    “乾坤随身听——我的音乐我做主！”

    在那个个性被压抑、娱乐生活匮乏的年代，这句口号精准地击中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拥有一台随身听，成了最时髦的象征。

    当索尼、松下的随身听还摆在涉外商店的橱窗里，标价上千元时，售价仅为299元的乾坤随身听，席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电子市场。

    学生们用省下的早餐钱，年轻的白领们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纷纷涌向柜台。

    乾坤随身听很快卖到脱销。

    深圳总部的账户上，资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汇集。

    李蕴为深圳掘到的第一桶金，远比他预想的要丰厚。

    然而，巨大的成功也引来了非议。

    “无耻的山寨货！”

    “窃取日本技术的小偷！”

    一些报纸上开始出现批评乾坤“抄袭”的声音。

    但在李蕴看来，这些声音反而成了乾坤的免费广告。

    他甚至让市场部把这些报道收集起来，贴在公司的宣传栏里，旁边配上一行大字：“感谢国际友商的认可，我们将继续努力，为中国人民做好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