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已知悉并尊重产妇本人意愿”。

    文件的末尾，谭玉瑾已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道：“本人作为李雪梅女士的配偶，充分理解并尊重其在孕期、分娩及产后的一切医疗自主决策权。在此郑重承诺，在任何需要医疗决策的情况下，将以李雪梅女士本人清醒时的意愿为首要及最终依据，并全力协助其意愿得到执行。”

    李雪梅捏着那几页纸，手指微微发颤。

    她抬头看向谭玉瑾。

    谭玉瑾的神色很平静，甚至有些严肃。

    “我知道，一纸文书未必能改变什么。但至少，这是我们之间的承诺。”

    “雪梅，你的身体，你做主。”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会站在你这边，支持你的决定。”

    “如果医院、甚至法律，暂时不能给你百分之百的尊重，那我先给你。”

    李雪梅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不是委屈，不是难过，而是一种被深深理解、被坚定支持的动容。

    她扑进谭玉瑾怀里，紧紧抱住他。

    谭玉瑾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哄孩子一样。

    “别哭……”他低声说，“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也是我应该做的事。”

    这份意愿书，后来被李雪梅仔细收好。

    她没有立刻拿到医院去，她知道，仅凭个人的力量，很难撼动根深蒂固的制度和观念，但这给了她一个强烈的触动和明确的方向。

    孕吐缓解后，李雪梅的孕期进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

    谭玉瑾的“准爸爸学习”同样进入了新阶段，虽然他也是医生，但隔行如隔山，胃肠外科跟妇产科是两码事。

    他不仅看孕产书籍，还认真记录李雪梅的体重、腹围、血压，学习数胎动，甚至尝试隔着肚皮跟宝宝说话，尽管常常被李雪梅笑话“傻气”。

    “这不是傻气，是胎教。”谭玉瑾一本正经地反驳，然后把耳朵贴在李雪梅日渐隆起的肚皮上，仔细听着里面的动静，“今天宝宝好像比较活跃。”

    “那是你压着他了。”李雪梅无奈。

    “我是他爸爸，那叫提前接触熟悉。”谭玉瑾抬头，表情有点委屈，逗得李雪梅直笑。

    有一次产检做B超，医生顺口说了句“宝宝很健康，腿挺长的”。

    旁边一起等待的一对夫妻立刻凑过来，女的急切地问：“医生，能看出是男孩女孩吗？”

    医生头也不抬：“医院规定，不能做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那女的满脸失望，她丈夫则嘀咕：“肯定是女孩，不然医生就说了。”

    谭玉瑾皱了皱眉，等那对夫妻走开，他才低声对李雪梅说：“男孩女孩有什么区别？都是我们的孩子，健康平安最重要。”

    李雪梅心里暖洋洋的。

    她知道，谭玉瑾是真心这么想。他关注的是胎儿的发育指标是否正常，是李雪梅的身体状况是否良好，而不是那个无关紧要的性别。

    在这个很多人，包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依然执着于胎儿性别的环境里，谭玉瑾的这种态度，显得尤为珍贵。

    随着预产期临近，关于分娩方式的讨论也提上日程。

    李雪梅自己是产科医生，很清楚顺产和剖宫产的利弊。

    她个人倾向于条件允许的话，尽量顺产，但她也知道，生产过程中变数很多，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她和谭玉瑾认真讨论了各种可能的情况，制定了预案。

    谭玉瑾把那份《尊重产妇自主决策意愿书》拿出来，两人一起完善了细节，特别是关于紧急情况下，如果李雪梅本人无法表达意愿时，谭玉瑾作为家属的决策原则——一切以保障李雪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最高准则。

    “如果，我是说如果，”谭玉瑾握着李雪梅的手，语气是从未有过的郑重，“生产时出现任何意外情况，需要我做选择……雪梅，我要你平安。这是我的唯一要求，也是你必须答应我的。”

    说完，谭玉瑾又强调了一遍。

    “雪梅，你在我这里，高于一切。”

    李雪梅看着他发红的眼眶，心里又酸又胀，用力回握他的手，点了点头。

    “我答应你。我们都会好好的。”

    2008年9月12日，李雪梅出现了规律宫缩，住进了南山医院产科。

    她自己的科室，自己的同事，一切都熟悉。

    当她作为产妇躺在待产室的床上时，感受又完全不同。宫缩的疼痛一阵紧过一阵，汗水浸湿了头发。谭玉瑾一直守在旁边，握着她的手，给她擦汗，按照之前学习的呼吸法引导她调整呼吸。

    马春兰也来了，守在产房外，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