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力量，又避免了过度刺激对方，使得大夏在海峡中的存在，逐渐从“闯入者”变成了一个“既定事实”。

    更重要的是，大夏的存在，客观上起到了“平衡器”的作用。

    葡萄牙人不敢过于嚣张，荷兰人也有所收敛，海盗活动更是大幅减少。

    海峡的航行安全，反而比大夏介入前有了显著改善。

    这对于所有依赖这条航线的商人——无论是大夏的、印度的、阿拉伯的还是欧洲的——都是一件好事。

    马六甲海峡，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奇特的“三国演义”时期。

    葡萄牙人守着一座日渐孤立的城堡，荷兰人在巴达维亚虎视眈眈，而大夏帝国则以槟榔屿为支点，稳稳地楔入了这片风云激荡的水域。

    三方力量，相互猜忌，相互牵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形成了一个脆弱的、但暂时稳定的平衡。

    这种平衡，为帝国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期。

    东南沿海的贸易，在《市舶新例》的规范和海军的有力保护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蓬勃发展起来。

    而贸易带来的滚滚财富，正如百川归海，汇聚到大夏帝国的国库之中，为更深远的变革积蓄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