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新城，太极宫的轮廓已在秋日高远的天空下初显巍峨。
朱雀门外的工地上，号子声、夯土声、木石撞击声，交织成一片充满生机的轰鸣。
然而，在这片象征帝国新生的宏大建造之声外，帝国更深处、更广袤的乡野田间，另一种更为基础、也更为紧迫的旋律，正亟待被奏响。
甚至需要被刻意地“调轻”、“调缓”——那便是天下百姓肩头赋税与徭役的沉重。
紫宸殿的御案上，堆积着来自各地的奏章。
有报喜的，言及新归之民感恩戴德，荒田复垦，村落渐复人烟。
但更多的，却是隐忧。
“陛下，”户部尚书郑怀谨眉头紧锁，指着摊开的账册，“去岁丁口田赋虽有增长，然今岁预算，迁都工程、官道修筑、边防军饷、百官俸禄、驿站维持、大夏学宫筹建……处处需钱，样样要粮。
国库岁入，即便算上盐铁专卖、新增商税，仍是入不敷出。
若再行减免，只怕……只怕今冬明春，朝廷用度便要捉襟见肘，甚至……难以为继啊。”
他掌管钱粮，深知其中艰难。皇帝有雄心，臣子有抱负，可这一切，都需要真金白银、实实在在的粮米来支撑。
兵部尚书也出列奏道：“陛下，北边狄人虽暂退，然其狼子野心未泯，边军需时刻警备，添补军械，修缮城防，训练新卒，所费不赀。西陲诸羌，亦时有扰动。军费，实难再减。”
工部尚书看着手中长安营建的进度与预算，欲言又止。
他知道，迁都之事关乎国本，但耗费实在巨大。
韩煜沉吟良久，缓缓开口：“诸臣所虑，俱是实情。
然，陛下，臣闻‘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前朝何以由盛转衰，终至崩乱？非尽因外患，实由内弊。
赋敛无度，徭役频兴，豪强兼并，民不聊生，遂使天下汹汹，盗贼蜂起。
今陛下初定天下，人心思安，如久旱之望云霓。
均田令予民以田，是为‘予’；然若赋役仍重，则民有田而不得耕，有家而不得安，是‘予’而复‘夺’，恐失民心，前功尽弃。”
他看向萧宸，目光恳切：“陛下，民力犹草木，需时以滋长。
今战乱方息，民气初苏，犹如大病初愈之人，需徐徐将养，不可骤施虎狼之药，更忌苛征暴敛。
臣以为，当前要务，不在国库一时之丰盈，而在培植民力，固本培元。民力厚，则税源自广；民力竭，则源泉立涸。
昔日文景之治，便是力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遂有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府库之钱贯朽粟腐，方为武帝北击匈奴奠定雄厚根基。此乃藏富于民，以图长远之策。”
萧宸默默听着，目光落在御案一角那封来自河南道的密奏上。
那是锦衣卫暗探所呈，言及某县为完成赋税，差役催逼过甚，虽未激起大变，但已有小民弃田逃亡，乡里颇有怨言。
他深知，韩煜所言，方是治国正理。刀兵之后，需以仁政抚之；疮痍之后，需以休养愈之。
若只看到眼前丁口增长、田亩复垦，便急不可耐地想从百姓身上榨取更多，来填补朝廷巨大的开销，无异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韩相所言，深得朕心。”
萧宸终于开口，声音清朗，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国库艰难，朕岂不知？迁都、筑路、养兵、建学，无一不需巨资。
然，天下之财，非尽聚于国库，方为朕有。散之于民，藏富于民，民富则国自强！
今百姓甫得喘息，朕若贪一时之利，行竭泽而渔之事，与暴隋何异？与伪赵何异？”
他站起身，走到殿中悬挂的“江山社稷图”前，手指缓缓划过上面代表州县的一个个圆点：“这些，不是地图上的墨迹，是千万户有血有肉、要吃饭穿衣、盼着太平日子的黎民！
他们刚分到田地，刚盖起茅屋，刚生下娃儿，刚看到点盼头。
朝廷这时候多征一斗粮，多派一天役，就可能压垮一家人的脊梁，扑灭那点刚燃起的希望之火！”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众臣：“朕要的盛世，不是建立在百姓枯骨之上的盛世！朕要的国库充盈，不是敲骨吸髓得来的充盈！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个道理，朕时刻不敢忘！”
“陛下圣明，仁德爱民，实为苍生之福！”韩煜等人躬身道。
“然，国用亦是实情。”
萧宸话锋一转，“两难之间，需有取舍，更需智慧。轻徭薄赋，势在必行，但如何‘轻’，如何‘薄’，如何既能纾解民困，又不使朝廷运转陷入绝境，需有章法。”
他走回御案，提笔蘸墨，一边思索，一边缓缓道：
“一，田赋。
新归之民、新垦之地，减免三年赋税之策不变，且范围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