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关于正规化和预算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先缓一缓？等我们把这批最紧迫的隐患处理完，把接管的工厂和街区初步稳定下来，再集中精力，配合诸位完善架构和流程？”
“毕竟，事情要分个轻重缓急，总不能为了正规化，就坐视那些危害帝国安全和市民健康的毒瘤继续逍遥吧？那岂不是本末倒置，辜负了陛下的信任和民众的期待？”
“当然，正规化是必须的，我们绝对支持！只是……时机，时机可能需要再斟酌一下。”
“要不，诸位先回去，将总署面临的实际困难和紧迫任务，向阁部和财政部如实反映一下？看看能否特事特办，先拨付一笔特别行动经费和紧急情况处理备用金，以解燃眉之急？”
“等局面初步稳定了，我们再坐下来，好好研究正规化的具体方案。您看如何？”
先承认正规化重要，但强调眼下有更急的事；摆出陛下压力大、隐患多、花钱地方多的现实困难
最后倒打一耙，不是我不配合正规化，是现实任务太紧急，需要你们先给钱、给支持，帮我渡过眼前的难关，然后才有余力去搞正规化。
不给钱？不特事特办？那就是你们不顾帝国安危，不顾工人死活，不顾陛下忧心，是你们在拖后腿！
到那时，工作小组还能说什么？还能坚持必须先正规化再给钱、再行动吗？在破获通敌案、整顿黑心工厂、改善工人待遇这一系列辉煌战果和崇高名”面前，任何关于程序、预算流程的强调，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不近人情。
舆论会站在哪一边？陛下会听谁的？那些刚刚被总署喂饱了、或者期待着被喂饱的工人和市民会怎么想？
这还只是“拖”字诀。更狠的，是“掀桌子”。
如果正规化的压力实在太大，或者工作小组试图强行介入关键人事和财务，触碰到了核心利益，克劳德·鲍尔会不会干脆撕破脸？
他会不会直接跑到无忧宫，在特奥多琳德面前，摆出一副忠臣被掣肘、仁政被阻碍、帝国利益受损的委屈姿态？
“陛下！内阁和财政部派来的工作小组，对总署的行动百般阻挠，吹毛求疵，张口闭口都是程序、预算、编制，对总署揭露的黑心工厂、通敌嫌疑、恶劣的生产环境视而不见！”
“对工人们亟待改善的处境、对柏林肮脏的街道、对帝国资源被肆意浪费的现状漠不关心！他们只在乎他们的表格和印章，只想着用繁琐的程序捆住总署的手脚，好让那些蛀虫继续逍遥法外，让工人们继续受苦，让帝国的市容继续蒙羞！”
“陛下，臣受命于您，一心只想为您分忧，为帝国除害，为百姓谋福。可如今，却处处受制，寸步难行！长此以往，不仅总署无法运转，陛下的仁政无法落实，更恐寒了忠臣之心，纵了奸佞之气！”
“臣请陛下明鉴！若朝廷诸公认为臣所做之事有违国法，有害帝国，臣愿即刻挂冠请罪，交出总署一切权责！但请陛下问问柏林东区的工人，问问北区被污水困扰的市民，问问那些被总署从黑心工厂主手中解救出来的百姓，他们是否认为总署在作恶？是否认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是错的？！”
以特奥多琳德目前对他的信任和逆反心理的心态，听到这话会是什么反应？
恐怕会立刻勃然大怒，认为宰相和内阁在故意刁难她的能臣，阻碍她的新”，挑战她的权威！
到那时，一道措辞严厉的御前手谕发到宰相府和财政部，质问他们为何阻挠朕整顿吏治、关爱民生之举，要求他们不得以繁琐程序延误要务，应全力配合总署行动，他艾森巴赫该如何应对？
是硬顶回去，引发与皇帝的公开冲突？还是低头服软，承认正规化策略失败，反而让克劳德获得了更明确的圣眷和更大的行动自由？
甚至……更极端一点。如果克劳德·鲍尔感觉到生存危机，会不会干脆剑走偏锋，制造一场更大的事端
比如，策划一次针对某个重量级人物的未遂刺杀或破坏，然后栽赃给反对改革的顽固势”或外部敌国的间谍，借此将水彻底搅浑，转移矛盾，并为自己争取更广泛的同情和更强大的自卫乃至反制权力？
以他构陷工厂主通敌时展现出的冷酷和缜密，他完全做得出来！
到那时就不是正规化的问题了，而是柏林乃至帝国最高层的政治风暴和信任危机！
艾森巴赫越想越觉得心底发寒。他发现自己之前构思的所有反制策略，无论是正规化还是内部制衡，都建立在一个一厢情愿的前提上
对方会遵守某种既定的、可预测的权力游戏规则。
可克劳德·鲍尔这个人，从出现到现在，什么时候按常理出牌过？
他写文章搅动舆论，不是靠讨好权贵，而是靠抨击军方和资本家；他获得陛下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