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亦然。在一个法律健全、公平竞争、创新和实业受到鼓励,而投机和压榨受到惩罚的环境里,逐利的天性会驱使资本流向生产和技术革新。而在一个权钱交易盛行、法律形同虚设、掠夺比创造更容易赚钱的环境里,资本自然趋向于垄断、投机和寻租。”
“所以,问题不在于人性本身是善是恶,是贪是足。而在于我们构建了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和游戏规则。这个系统是鼓励勤奋、创新、合作、责任与长期主义,还是鼓励懒惰、投机、掠夺、短视与零和博弈?”
“陛下和我所设想的第三条路其核心之一,就是尝试重新设计和校准帝国的系统与规则。不是靠空洞的道德说教,也不是靠简单的暴力压制,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谨慎但坚定的制度调整、政策引导和利益再分配。”
“比如,改革容克继承制度,将部分特权与实际贡献挂钩,打破纯粹的血统论,为有能力的平民军官和技术官僚打开上升通道,同时自然淘汰那些纯粹的蛀虫。”
“完善劳动立法并确保其执行,不是简单地给甜头,而是确立雇主与雇员之间基本的权利义务框架,将冲突纳入法治轨道,同时通过建立行业仲裁机制、推广技术培训,来提升工人的技能、归属感和生产效率。”
“整顿金融和税收体系,打击投机,鼓励实体投资和技术研发,用税收和政策工具引导资本流向对国家长期发展有利的领域,同时让那些只知吸血、毫无贡献的食利者付出代价。”
“这一切当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也会伴随风险。那些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反扑,会用您所说的一切更隐蔽、更狡猾的方式反抗。底层在得到改善后,也可能会有新的、更高的诉求。这就像治病,药总有副作用,病灶会反抗。”
“但正因为有副作用和反抗,就不下药,坐视疾病恶化,直到病人死亡或者发疯把所有人都拖下水吗?帝国的系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病灶信号。”
“拖延和保守治疗,或许能让表面症状暂时缓解,但病灶在深处持续恶化。当外部压力增大,或者内部某个脆弱环节突然崩溃时,积重难返的系统性危机就会总爆发。到那时,无论是皇室、容克、资本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将承受无法想象的代价,甚至可能迎来彻底的毁灭。”
“您说的改革者下场悲惨,历史上不乏其例。但同样,历史上那些面对积弊选择苟安、最终在革命或外敌面前土崩瓦解的王朝,难道还少吗?”
“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与病灶扩散的速度赛跑。温和的改良或许缓慢,或许痛苦,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避免最坏结局的可能性。而什么都不做,或者只做些粉饰太平的表面功夫,在我看来才是最大的冒险,是把帝国的未来押注在危机不会爆发或‘总能糊弄过去’的侥幸心理上。”
他不仅回应了艾森巴赫关于人性和反噬的质疑,更将问题提升到了帝国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并将不作为定义为比改革风险更大的赌博。
艾森巴赫沉默了。
这个年轻人不仅仅是有想法。他有一套完整的逻辑自洽的,带有优秀历史洞察力的世界观和改革哲学。
他看到了问题,分析了根源,提出了路径,甚至预判了阻力和风险。更难得的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力量的渺小和改革的艰巨,但依然选择发声,选择尝试。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清醒与执拗,混合着超越年龄的洞察力,构成了一种令人动容……也令人警惕的气质。
“很好。” 艾森巴赫终于缓缓开口,打破了漫长的沉默。
“说得好。锈蚀,磨损,压力……病灶。比喻很形象。我也讨厌那些真正的蛀虫。躺在祖先功劳簿上吸血的废物,只知投机倒把、毫无家国情怀的奸商,还有那些身居高位却只知党同伐异、罔顾国事的蠢材。”
“你骂他们,用你的笔,用你的文章,用你那些新奇的观点,去戳破他们的画皮,揭露他们的不堪。而我,”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我的方式,让一些该消失的人……合理地消失。舆论的压力,官场的倾轧,法律的制裁,甚至……一些不那么合规但有效的手段。我们目标一致,保持这艘船的航行,清除掉那些真正威胁到龙骨和引擎的朽木与锈渣。只不过,你用你的方法,我用我的。这很好,互不干扰,甚至……可以互相借力。”
这番话就是清晰不过的合作明示。艾森巴赫承认了克劳德指出的问题,甚至认可了清理的必要性,并暗示自己掌握着清理的实质性力量。
他似乎在说:你负责制造舆论,吸引火力,指出目标。我负责在合适的时机,用更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各司其职,目标一致。
这比克劳德预想的任何一种开场都要直接,也更具诱惑力。帝国宰相,似乎真的在考虑将他这个麻烦纳入一个更宏大、也更危险的清理计划中,作为舆论先锋来使用。
“至于你担心的反噬,失控……那正是需要掌控和引导的地方。舆论的锋刃,要指向该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