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下午三点多，冬日的阳光稀薄而惨白，吝嗇地洒在坑洼的水泥路面上，却照不进那条狭窄、潮湿、堆满杂物和腐烂菜叶的巷子深处。
空气里瀰漫著一种混合了煤烟、污水和某种隱约铁锈味的复杂气息。
两辆掛著外地牌照、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灰色麵包车，悄无声息地停在巷口斜对面的临时停车位上。
车门拉开，下来的不是扛著长枪短炮、神情亢奋的记者，而是几个穿著深色夹克或羽绒服、背著看起来很专业的双肩摄影包、神情冷静甚至有些过於镇定的男人。
为首的是个四十岁左右、戴著黑框眼镜、面相斯文却眼神锐利的中年人，他叫何振，是沈容川旗下传媒集团调查新闻部的资深负责人，也是沈容川最信任的笔桿子和镜头之一。
他接到沈容川亲自打来的加密电话，指令明確而急迫：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雍州这个地址，用镜头记录下可能发生的一切，尤其是针对一位李姓老太太及其孙子遗体的任何暴力或异常行为。
指令的核心是：“对准施暴者，用最快的快门，最清晰的焦距，把他们的脸、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车牌，一丝不落地钉在画面里。用镜头，给受害者爭取一点短暂的公平。”
何振明白这短暂的公平是什么意思。
在权力和暴力面前，法律和程序有时会迟钝甚至缺席。
但镜头不会。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有时盲目，有时健忘，但在它聚焦的瞬间，產生的巨大压力和道德审判，足以让很多藏在阴影里的手暂时缩回去，为真正的正义爭取一丝喘息的时间，或者……至少让施暴者付出被曝光的代价。
他们没有开闪著警灯的採访车，没有高声喧譁，甚至彼此之间交流都用手势和眼神。
何振打了个手势，留下两人在巷口附近假装调试设备、观察环境，实则监控可能出现的干扰车辆或人员。
他自己带著另外三名最得力的摄像和录音，迅速而无声地潜入巷子。
越往里走，光线越暗，那股铁锈味似乎也越发清晰。隱隱的，有压抑的呜咽、沉闷的击打声、还有男人低沉的呵斥传来。
“快点！別磨蹭！”
“老太婆鬆手！找死吗？！”
“按住她！把小的抬走！”
何振眼神一凛，对身后的摄像师做了个开机、跟紧的手势，自己加快脚步，绕过最后一个拐角的杂物堆。
眼前的景象，让这些见多识广的调查记者，心头也猛地一窒。
狭窄得仅容两人並行的巷子尽头，李家那扇破旧的木门敞开著。
门口的空地上，几个穿著统一样式深蓝色工装、戴著口罩和一次性塑料手套的男人，正围著一个蜷缩在地上的瘦小身影。
那正是李老太太。
她花白的头髮凌乱不堪，额角一道伤口正汩汩往外冒血，糊住了她半张苍老绝望的脸。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被撕扯得歪斜，露出里面单薄的毛衣。
但她乾枯如树枝般的双臂，却以一种惊人的、近乎痉挛的力度，死死环抱著怀里一个同样瘦小的、裹在旧毯子里的身体。
那是她刚刚失去的孙子，脸色是死人才有的青白，嘴唇乌紫，显然已经去世几个小时，小小的身体僵硬而冰冷。
老太太的怀里，是她在这世上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念想与温度，即使那温度正在飞速流逝。
而围著她的人，正在试图掰开她的手臂，抢夺她怀里的遗体。
动作粗暴，毫无怜悯。
何振的目光迅速扫过那几个工装男。
他们的工装上没有任何单位標识，只有胸口一个不起眼的、像是某种內部编码的贴纸。
他们的动作並不像街头混混那样张狂杂乱，反而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专业感和效率感。
掰手指、按压关节、试图用巧劲卸力……更像是一种经过训练的制服手段。
他们的脸上除了口罩，眼神都平静得近乎麻木，没有施暴者常有的狰狞或兴奋，只有执行任务般的冷漠。
更让何振心头一沉的是，旁边还站著两个穿著白大褂、同样戴著口罩和手套的人。
他们手里提著银色的標准法医勘查箱，箱体上没有任何標识。
其中一人手里还拿著一个平板电脑，屏幕亮著，似乎在看什么资料或图表。
他们没有参与拉扯，只是冷漠地站在稍远处，目光时不时扫过老太太怀里的遗体，又扫过手腕上的表，像是在估算时间，或者等待工作完成。
这不是普通的抢尸闹事，更不是地痞流氓的欺凌。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穿著专业外衣的暴力掠夺。
目的明確：以最快的速度，转移这个孩子的遗体，然后合法合规地进入火化炉，变成一捧灰，从此死无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