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天灰得很有质感，像一块老玉，温吞吞地压在城市上空。
阳光是从云层的骨头缝里漏下来的，穿过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青砖地面上摔成几片碎银子。
立春刚过，风里的刀子收了刃。那种暖意藏得很深，不仔细感觉不到，但你得仔细。
程立是被楼下的动静弄醒的。
他听见的第一个声音，是热水瓶搁在桌面上的那一声闷响。
接着是茶杯盖轻轻磕在杯沿上的脆响。然后是翻报纸的哗啦声。
这些声音都很轻，但在清晨的老房子里，它们就是这座宅子开始呼吸的动静。
身边的女人还缩在羽绒被里。呼吸匀净，睫毛在晨光里投下一小片弧形的阴影。
他不知道她醒了没有，但他没动。又躺了五分钟。
等那层困意自己散干净了，他才轻轻抽出左臂，坐起身来。
床头台钟显示七点二十三分。
他穿好衣服，拉开门，沿着那条老楼梯往下走。
这楼梯有意思。
年头久了，木板被人的脚步踩实了，踩服了，连缝隙都严丝合缝，一脚下去什么声音都漏不出来。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这木板不是平常的木板。
程立走得很稳，每一步都踩在板心。
下到一楼拐角，客厅的情形就全收进眼里了。
柳建国坐在主位的单人沙发上，面前摊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手里端着一杯茶。
客厅的窗帘已经拉到最大，冬日的晨光厚厚地铺在深色地毯上，整个空间被一种平静而妥帖的秩序笼罩着。
茶几上放着一摞文件，边缘齐整。那是秘书天不亮就送来的，留待今天处理的公务。
这种齐整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柳建国的办公桌上永远是这样，文件摞得正，笔放得正，茶杯摆在固定的位置。
不是一个老人的习惯，是几十年政务生涯磨出来的秩序感。
柳建国的目光从报纸上方抬起来，在他脸上停了一下。“醒了？”
“爸，早。”程立走到茶几旁边，站了一下，没有立刻落座。
“坐。”柳建国抬手示意。
程立坐下来。
柳建国把报纸折好放在茶几一角，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水是新的，还在冒热气。“昨晚休息得怎么样？”
“挺好的，暖气足，被子也暖和。”
柳建国点了点头。
他的目光在程立脸上多停了两秒。那个眼神的意思很清楚，他在确认。确认一件他已经大致有数的事。
程立的气色，眼睛里的精神头，眉宇间那种松弛但不松懈的状态。
一个在基层摸爬滚打的人，回到北京之后能不能立刻调整过来，这是一种能力。
柳建国看人历来喜欢从一些小的细节上面看，而这种适应生存能力。是他非常看重的一项指标。
“絮絮还在睡？”
“嗯，昨晚睡得晚，让她多睡会儿。”
柳建国没再问了。
他放下茶杯，拿起茶几上那摞文件翻开第一页，低头看了起来。
他不是那种会刻意找话聊天的长辈。有些人的长辈是火炉，一见面就拉着你嘘寒问暖，恨不得把你这一年吃了多少顿饭都问清楚。
柳建国不是。他习惯留出空隙。让该来的人自己来，让该说的话自己浮出来。
程立也安静地坐着。在柳家，沉默不是冷场。是一种彼此确认的默契。
大约过了一刻钟，院墙外传来汽车引擎声。不是一辆，是两辆。引擎声沉稳而克制，是那种好车才有的声音。
低沉、平顺、有力，像一头大型猫科动物在远处打了个哈欠。不吵人，但压得住。
九六年京城的街头跑的大多是黄面的和夏利，偶尔有一两辆桑塔纳和伏尔加。但这种声音不属于那些车。
接着是车门开合的闷响，接着是院门被推开的声音。周雅茹已经从厨房出来了。她解下围裙搭在椅背上，快步穿过门廊。
院门开了。走在最前面的人六十岁上下，中等身材，深灰色大衣，头发理得很短。步伐沉稳有力，每一步都踩得实实的。
他进院子之后，目光先在四周扫了一圈。那个动作很快，快得像是一种职业习惯。
然后他的目光才落在站在门口的周雅茹身上，微微点了点头。陈启明。国家行政院副秘书长。
这个人程立在上一世见过很多次。准确地说，是见他的名字，见不到本人。
在文件尾页的签报栏里，在新闻镜头里领导人侧后方的位置。不显眼，但每一条信息都从他手里过。
这个位置，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级别是副部，但权力弹性极大——取决于你分管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