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凶手就像一个幽灵，行踪不定，流窜速度极快，每次作案后，都会迅速转移到其他地方，而且他使用的都是假身份，没有留下任何真实的个人信息，加上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有限，警方的排查工作，举步维艰。王学仁回忆说，那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奔波，白天排查线索，晚上整理资料，跑遍了沪浙赣三省的十几个城市，走访了上万人，可始终没有找到凶手的踪迹。
警方也对凶手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凶手选择旅社作为作案地点，选择外地出差人员作为作案目标，说明他熟悉旅社的住宿流程，知道外地人员大多随身携带财物，而且防范意识相对薄弱；他使用电击装置作案，说明他了解电流的威力，可能有过相关的经验，或者见过别人用电击的方式捕鱼、捕猎；他每次作案后，都会精心清理现场，隐藏作案工具，说明他心思缜密，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而且可能有过违法犯罪的前科。
可无论警方如何分析、如何排查，凶手始终没有露面，那四枚留在通风管道上的指纹，成为了案件唯一的突破口，却因为没有指纹库的支撑，无法发挥作用。就这样，这起连环电击杀人案，成为了一起悬案，被尘封在警方的档案柜里，而那些被害者的家属，只能在悲痛中，等待着凶手落网的那一天。这一等，就是31年。
31年后，当警方终于将凶手抓获归案，人们才知道，那个披着“李义清”假面具的连环恶魔，真实姓名叫艾红光，1951年出生于江西鹰潭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案发时30岁，并非北方人，他的北方口音，只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刻意模仿的。
艾红光的童年，过得十分艰难。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家里有多个兄弟姐妹，父母靠种地为生，收入微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艾红光从小就没有读过多少书，十几岁就辍学在家，帮父母种地、放牛，勉强糊口。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在村里，经常被同龄人欺负，久而久之，他的心里，就埋下了自卑和怨恨的种子。
成年后，艾红光结婚生子，有了三个孩子，家庭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他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种地、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看着身边的人，有的外出打工赚了钱，有的做点小生意发了财，住上了大房子，过上了好日子，艾红光的心里，渐渐失衡了。他不甘心一辈子过着贫困潦倒的日子，不甘心一辈子靠种地、打零工赚钱，他渴望快速暴富，渴望拥有花不完的钱财，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也让那些曾经欺负过他的人，对他另眼相看。
可艾红光没有经商头脑，也不愿意付出辛苦的努力，他总想着走捷径，想着不劳而获。他在江西老家的时候，经常看到村里人用电线电击鱼虾，知道电流的威力，而且这种方式，悄无声息，不容易被人发现。久而久之，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渐渐滋生：既然用电击能捕鱼，那用电击杀人，是不是也能悄无声息？如果用电击的方式，抢劫那些随身携带财物的人，既能快速获得钱财，又不容易被警方发现，这不就是自己想要的“捷径”吗？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一颗毒种子，在艾红光的心里快速生根发芽。他开始精心策划，准备作案工具。他找来各种颜色的电线，拼接成一根长长的导线，又找来一个女性使用的头箍，在头箍的两端，焊接上金属片，制作成一个简易的电击装置。他知道，旅社里的照明电源，电压足够高，只要将电击装置连接上去，就能产生足以致命的电流。
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艾红光伪造了一张介绍信，编造了“李义清”这个假名字，谎称自己是吉林省双阳镇中医院的工作人员，还刻意模仿北方口音，练习了很久，确保不会被人识破。他还准备了一个黑色的帆布包，用来装作案工具和抢劫来的财物，又准备了一把西瓜刀，以备不时之需，万一作案时被发现，就用西瓜刀反抗。
1981年7月，艾红光告别家人，谎称自己外出打工，带着精心准备的作案工具，离开了江西鹰潭，开始了他的连环杀戮之路。他之所以选择流窜作案，是因为他知道，单一地区连续作案，容易被警方锁定，而流窜到不同的省份，更换不同的旅社，使用不同的假身份，能有效躲避警方的排查。他之所以选择旅社作为作案地点，选择外地出差人员作为作案目标，是因为他知道，外地人员大多随身携带财物，而且对当地环境不熟悉，防范意识相对薄弱，容易下手，而且作案后，能快速逃离现场，不容易被人记住。
艾红光的第一站，就是上海。他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当时的大城市，往来的出差人员、务工人员很多，旅社也很多，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而且机会也更多。他来到上海后，四处寻找合适的旅社，最终选择了建华旅社，因为这家旅社的地下室客房，价格低廉，入住的大多是外地采购员，而且环境偏僻，作案后容易逃离。
在建华旅社，艾红光遇到了青岛假肢厂的采购员李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