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个没人的路段，李红颜一声令下：“追上去！”邵伟得令之后，撅着屁股一顿猛蹬，等两辆自行车并排的时候，李红颜跳下自行车，抡起锤子，猛地朝着女人的头部砸了过去，女人当场被砸倒在地，连人带车摔在路边。接着，李红颜迅速扯下女人脖子上的金项链，又顺手拎起她的挎包，猛跑几步，跳上邵伟的自行车，邵伟一顿狂蹬，一眨眼的功夫就跑没影了。事后，这名女子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而李红颜和邵伟，只到手了一条金项链和40多块钱现金。
两人当天晚上并没有住店，而是找了一个录像厅对付了一宿，准备第二天晚上继续动手。结果第二天晚上，两人溜达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合适的目标，只能无功而返。接下来的4月25号和26号，两人又连续做了两单，这两次都没弄到多少钱，但到手了两条金项链和一个金戒指，受害者都是女性，事后都被抢救了回来，但都成了重伤。
两人做完这两单之后，赶紧离开了宝鸡，去了西安市。到了西安之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个首饰店，把抢来的金银首饰融了，然后低价卖掉，最终价值6000多元的首饰，他们只到手了2400块钱。钱到手之后，两人又离开了西安，直接去了成都。
在成都和重庆的几天里，两人更加疯狂，一共做了6起类似的锤击抢劫案，受害者都是独自出行的女性，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成重伤，两人抢了不少金银首饰和现金。随后，两人又去了昆明，在昆明，他们的作案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一共做了15起案子，受害人全部都是女性，造成了多人死伤。
在不断的作案过程中，两人的作案手法也在不断完善。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分开住，要么用假身份证住旅馆，要么就去录像厅过夜，避免引起别人的怀疑。每天晚上十点左右，两人开始出门溜达，骑着自行车在马路左侧逆行，目的是为了看清楚对面过来的人，是不是佩戴了金银首饰，确定目标之后，再掉头跟踪，等到了没人的地方，李红颜就突然出手，一锤子砸上去，然后拿上东西，迅速逃离现场。
这种作案方式，成功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百，一打一个准，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反抗。毕竟，凶手是突然偷袭，受害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砸倒在地，非死即伤。这种防不胜防的作案方式，让当地老百姓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也让警方的侦查工作陷入了困境。
李红颜和邵伟觉得，这种钱来得太容易了，渐渐变得肆无忌惮，越来越狂妄。没钱了，就出去抢点；有钱了，就大把挥霍，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们觉得，自己烂命一条，能多活一天都是赚到的，根本不在乎打死多少人，也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别人的家庭带来多大的痛苦。在他们眼里，只有金钱和享乐，没有人性和底线，他们已经彻底沦为了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
1998年6月下旬，李红颜和邵伟在昆明已经作案15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他们也意识到，昆明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干得太多了，再继续待下去，很容易被警方发现，于是决定离开昆明，换一个地方继续作案。思来想去，两人最终决定，回到宝鸡市。
他们觉得，宝鸡这个地方相对熟悉，而且他们之前在宝鸡作案后，很快就离开了，风头应该已经过去了，警方不会再把注意力放在宝鸡。而且宝鸡的地形复杂，偏僻路段较多，适合他们作案，也容易逃离。殊不知，这一次，他们不是来继续作案的，而是来接受终极审判的。
1998年6月22号、24号和25号这三天，李红颜和邵伟在宝鸡市又连续做了5起锤击抢劫案，造成1死4重伤。此时的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作案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天做一起案子，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案子做多了，他们也没有了丝毫的同情心和负罪感，下手越来越狠，根本不在乎受害者的死活，在他们眼里，受害者只是他们获取钱财的工具，只要能抢到钱，哪怕把人打死，也无所谓。
他们之所以这么狂妄嚣张、肆无忌惮，除了自身的残暴和贪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长春的“抱奔团伙”虽然在东北很有名气，但其他省份，从来没有人采用这种“锤击抢劫”的作案方式。以至于很多地方的警方，在接到类似案件后，都将其定性为恶意报复案件，没有意识到这是跨省市流窜抢劫杀人案。
而且在那个年代，刑侦技术相对落后，既没有遍布街头的监控设备，也没有先进的DNA比对技术，现场很难留下凶手的痕迹物证。再加上受害者非死即重伤，很多受害者根本无法提供凶手的有效信息，这种随机作案、流窜作案的方式，给警方的破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李红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