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12点钟左右，他们又拦了一辆出租车，依旧是让司机开往崇文区的一个偏僻胡同。当车子开到目的地之后，于根柱故技重施，掏出匕首，顶在了司机的脖子上，大喊着抢劫。可这一次，他们遇到了硬茬。
这个司机名叫王维和，是北京市北洋出租车公司的司机，他身高1米83，长得非常强壮，平时也经常锻炼身体，性格也比较耿直。当他看到于根柱手中的匕首时，并没有像其他司机那样吓得浑身发抖，反而冷静了下来。他趁着于根柱不注意，一把将匕首拨开，然后对着于根柱的脸上，哐哐打了几拳。
于根柱被打得晕头转向，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王维和趁机撞开车门，撒腿就跑。坐在后排的张学刚见状，赶紧下车，朝着王维和追了过去，很快就抓住了王维和的胳膊。王维和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呼救，希望能有路人听到，前来帮忙。
于根柱缓过神来，也赶紧追了上去。他看到王维和挣扎得十分厉害，而且一直在呼救，心里顿时慌了。他害怕被路人听到，引来警察，情急之下，他掏出匕首，对着王维和的身上，狠狠捅了几刀。
王维和的惨叫声戛然而止，他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挣扎了几下，就再也没有了动静。于根柱和张学刚看到这一幕，都愣住了。他们只是想抢劫，并没有想过要杀人。可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
很多案犯杀完人之后，都会破罐子破摔，既然已经杀了人，就干脆一条路走到黑，继续作恶。可于根柱却不一样，他杀了人之后，心里虽然有些害怕，但并没有彻底疯狂。他和张学刚赶紧清理了现场的痕迹，然后快速地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他们像没事人一样，依旧吃喝玩乐，仿佛杀死王维和，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于根柱的心里，从来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也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在他看来，只要能赚到钱，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做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哪怕是杀人放火，也在所不惜。他依旧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缺钱花了，就出去抢点，要么就去偷点，压根就没有规划过以后的事，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终有一天，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1992年6月份，于根柱又结识了两个新的合作伙伴，一个叫李健，一个叫朱志刚。这两个人也都是有案底的人，曾经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出狱后无处可去，就投奔了于根柱。于根柱觉得，这两个人手脚麻利，而且胆子也大，适合和自己一起“做事”，于是就收留了他们，三个人一起，开始合伙入室盗窃。
当时的北京，房子还以平房居多，很多平房都没有安装防盗门窗，而且晚上的时候，街坊邻居大多都已经休息，十分适合入室盗窃。于根柱、李健和朱志刚三个人，每次盗窃的时候，都有明确的分工：于根柱负责在门口望风，一旦发现有意外情况，就立刻通报给里面的人；朱志刚负责在外围放哨，观察周围的动静，相当于上了双层保险；而李健，则负责入室盗窃，撬开房门，寻找屋里的财物。
一开始，他们合作得还算顺利，虽然每次偷到的钱不多，但也能勉强维持三个人的生活。可合作了几次之后，于根柱就发现了不对劲。每次李健从屋里出来，拿出来的钱都非常少，多的时候几十块钱，少的时候就几毛钱，甚至有一次，李健竟然把人家小孩的储蓄罐都砸碎了，连里面的几分钱都拿了出来。
根据于根柱后来的交代，他们三个人一共合作过十多次，可总共到手的钱，也只有100多块钱，平均一次才到手十块钱。这对于一心想赚大钱的于根柱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他心里开始怀疑，李健是不是私吞了钱，把偷来的大钱藏了起来，只拿一点零钱交差。
于根柱猜测，李健很可能把偷来的大钱，藏在了鞋垫或者裤头里，这样不容易被发现。可他没有证据，也不好直接质问李健，只能暂时压下心里的怀疑。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又去入室盗窃，李健刚从屋里出来，于根柱就假装关心地走了过去，拍了拍李健的衣服，说道：“你这身上弄的都是灰，我帮你拍一拍。”
于根柱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帮李健拍灰，而是想借此机会，摸一摸李健的身上，看看他是不是藏了钱。可李健也不是傻子，他很快就明白了于根柱的意思，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对着于根柱质问道：“根柱，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私吞钱？”
于根柱见被李健识破，也不再掩饰，干脆挑明了说道：“我就是怀疑你了，你要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就把鞋脱了，让我看看，你是不是把钱藏在了鞋垫里。”李健听到这话，顿时气得浑身发抖，他肯定是不敢脱鞋的，因为他确实私吞了一部分钱，藏在了鞋垫里。
两个人当场就吵了起来，吵得面红耳赤，差点动手打起来。一旁的朱志刚见状，赶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