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于根柱出生在北京市崇文区一个破败的胡同里，那是一个物资匮乏、人心惶惶的年代，而他的家庭，比那个年代更显悲凉。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常年在井下劳作，积劳成疾，在他尚且懵懂的年纪，便撒手人寰，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更令人绝望的是，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时而清醒，时而疯癫，别说给于根柱正常的管教与关爱，就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自理。
没有父亲的庇护，没有母亲的照料，于根柱的童年，是在饥饿与冷漠中度过的。胡同里的街坊邻居大多自顾不暇，偶尔有人可怜他，给一口剩饭、一件旧衣，却也难以改变他寄人篱下般的处境。日子久了，自卑像一颗种子，在他心底悄悄生根发芽。他最怕别人看他的眼神，那种夹杂着同情与鄙夷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他渐渐明白，想要不被人瞧不起，就必须变得强大，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最直接、最简单的强大，就是打架。
小时候的于根柱，个头不算高大，却有着一股不要命的狠劲。不管对方比他高大多少、人多多少，只要有人敢嘲笑他、欺负他，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拼尽全力厮打。久而久之，胡同里的小孩都怕了他，没人再敢轻易招惹这个“野孩子”。而于根柱，也从这种打架斗殴中，找到了久违的存在感与成就感。在他眼里，打架不仅是保护自己的方式，更是获得地位的捷径，只要打得够猛、够狠，就能得到别人的敬畏，就能摆脱那种被人轻视的屈辱。
可打架终究不能当饭吃，随着年龄增长，饥饿与贫穷再次困扰着他。看着别人能有像样的衣服穿、有饱饭吃，于根柱的虚荣心渐渐膨胀起来。他不甘心一辈子过这样的苦日子，也不甘心永远被人踩在脚下。于是，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走上了一条歪路——偷。一开始，他只是偷街坊邻居家的鸡蛋、馒头，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偷自行车、收音机，凡是能换钱的东西，他都敢下手。
纸终究包不住火，1980年，年仅19岁的于根柱，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抓获，最终被判两年劳教。对于这个结果，于根柱没有丝毫悔改，反而觉得自己只是运气不好。在劳教所里，他没有安分守己，反而结识了一群和他一样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人，整天抱团取暖，学着更“高级”的偷鸡摸狗技巧。仅仅一年后，他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走出了劳教所。
本以为走出劳教所就能重新开始，可于根柱早已被恶习裹挟，根本无法回头。他非但没有改掉盗窃的毛病，反而觉得盗窃来钱太慢，胆子越来越大，竟然干起了抢劫的勾当。他伙同几个狐朋狗友，在深夜的胡同里、偏僻的街道上，拦路抢劫路人的钱财，一时间，崇文区的不少居民都对这个年轻的劫匪谈之色变。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几次抢劫得手后，于根柱的嚣张气焰越来越盛，行事也越来越肆无忌惮，最终再次被警方抓获。这一次，他的罪行远比盗窃严重，法院最终判处他9年有期徒刑，并且注销了他的北京户口，将他送往甘肃省青海劳改监狱服刑改造。对于当时的于根柱来说，9年的刑期，无疑是一场漫长的煎熬，但他没有想到，这段监狱生涯，不仅没有让他悔改，反而为他日后成为悍匪，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青海劳改监狱地处偏远，条件艰苦，这里关押的大多是罪行严重的罪犯，想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立足，光靠狠劲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义气”。那个年代的监狱里，江湖规矩盛行，谁说话办事敞亮，谁够朋友、讲义气，谁就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就能在监狱里站稳脚跟。于根柱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他天性豪爽，出手大方，只要狱友有困难，他都会尽自己所能帮忙，哪怕是自己吃亏，也绝不抱怨。
很快，于根柱“讲义气”的名声，就在监狱里传开了，不少狱友都愿意跟着他，把他当成大哥。他也渐渐习惯了这种被人簇拥、被人尊重的感觉，整天忙着和狱友们称兄道弟、搞小团体，把改造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正常情况下，像他这样被判9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只要安分守己、积极改造，最少也能减刑一两年，可于根柱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减刑，反而因为多次违反监狱规定，差点被加刑。
1990年7月，整整9年的刑期已满，于根柱终于刑满释放，重新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29岁，从20岁到29岁，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他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9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懵懂的年轻人变得成熟，也足以让一个原本就心存恶念的人，变得更加偏执、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