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抓获后，鹿宪洲并没有太过慌张，他认为自己只是盗窃车辆，没有前科，最多判几年就可以出来，正好可以在监狱里躲避债主的催债。但他的算盘打错了，1992年，北京市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鹿宪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一判决让鹿宪洲彻底傻眼，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盗窃行为会换来如此严厉的惩罚。
监狱里的生活，让鹿宪洲受尽了折磨。他从小在城市长大，又是部队里的技术兵，从未吃过这样的苦。90年代的监狱条件简陋，伙食极差，经常吃不饱饭，而且监狱里的等级制度森严，犯人之间相互欺凌是家常便饭。鹿宪洲作为盗窃犯，在监狱里属于被看不起的群体，每天都要干最脏最累的活，还要遭受其他犯人的殴打和欺凌。
这样的生活让鹿宪洲难以忍受，他开始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1993年，他让好友郭松帮忙，试图行贿监狱干部，办理保外就医或减刑。郭松的父母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他拿着钱找到监狱干部，却被当场拒绝，还被举报，最终被拘留了几天。行贿不成，鹿宪洲的希望彻底破灭，他知道，按照正常的减刑流程，自己至少要在监狱里待十九年，这样的日子，他一天也不想再过了。
1994年2月18日，鹿宪洲在一次监狱外劳动时，趁看守民警不注意，偷偷溜走，成功越狱。越狱后的鹿宪洲深知，自己背负着死缓的罪名，一旦被抓，必死无疑。他不敢离开北京，只能在亲友的帮助下藏匿起来。黄民平、赵建国、郭松、鹿宪洲的弟弟鹿献琴以及女友张颖，纷纷为他提供窝藏地点和资金支持，让他得以暂时安身。
为了维持生计，鹿宪洲开始疯狂盗窃，先后盗窃了多辆汽车、电脑、电视机等物品，变卖后换取钱财。但小打小闹的盗窃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也无法填补他内心的空虚，他渐渐萌生了做大案的念头。他认为，反正自己已经是亡命徒，不如干一票大的，在死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1995年11月，在老同事黄民平的介绍下，鹿宪洲前往黑龙江省黑河市，寻找购买枪支的渠道。当时的黑河，地处中俄边境，枪械管理较为松懈，走私枪支弹药的现象较为普遍，被称为“枪支黑市的天堂”。鹿宪洲在这里找到了枪贩子张建国和令刚，花费三万多元，购买了两把庆华5.6小口径运动手枪和一百多发子弹。
有了枪支之后，鹿宪洲的底气更足了，他开始策划实施抢劫。1995年12月13日，鹿宪洲埋伏在北京郊区一个信用社门口，盯上了一名取款的女子。该女子取了15万元现金，独自一人走向停在路边的面包车，鹿宪洲趁机冲了上去，用手枪顶住女子的脑袋，抢走了现金。这是鹿宪洲第一次实施持枪抢劫，过程顺利得超出他的预期，也让他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
但小口径运动手枪的威力有限，鹿宪洲并不满意，他觉得这种枪无法在短时间内制服对手，不利于实施大规模抢劫。1996年年初，他南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找到以前当兵时认识的枪犯农之宝。农之宝是少数民族，经常往返于中越边境，走私越南战争时期遗留的武器弹药。
在农之宝的帮助下，鹿宪洲购买了一支波兰制造的9 PM63式微型冲锋枪、三支老式手枪和一百多发子弹，为此他支付了两万多元现金和一部偷来的索尼摄像机。PM63式微型冲锋枪是一种便携式武器，火力猛烈，精度高，非常适合近距离作战，正是鹿宪洲想要的武器。回到北京后，鹿宪洲特意前往八达岭山区试枪，对枪支的性能极为满意，随后便策划实施了“2·8”甘水桥抢劫案。
两次单人抢劫得手后，鹿宪洲觉得自己一人作案势单力薄，尤其是在面对多名经警时，风险较大。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友郭松，郭松有犯罪前科，胆子大，且熟悉北京的地形，是理想的同伙。鹿宪洲找到郭松，提出合伙抢劫，郭松早已对现状不满，渴望一夜暴富，当即答应了鹿宪洲的提议。
两人合伙后，先是一起盗窃了多辆汽车和贵重物品，积累了一定的资金，随后便策划实施了“8·27”白纸坊抢劫案。在这起案件中，郭松负责开车和望风，鹿宪洲负责主要的抢劫和射击行为。由于李春国的顽强抵抗，两人未能得手，仓皇逃离现场。
鹿宪洲团伙的覆灭，除了警方的不懈努力，还离不开朝阳群众的帮助，更源于鹿宪洲自身的奢靡享乐。鹿宪洲前前后后共抢劫了三百多万元现金，这些钱足够他过上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沉迷于奢靡享乐，挥霍无度。他频繁进出北京各大高档娱乐场所，尤其是天上人间夜总会，更是他的常去之地。
天上人间夜总会是90年代北京最顶级的娱乐场所，消费极高，是名副其实的“销金窟”。鹿宪洲久贫乍富，小人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