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有人受伤流血，围观的人群和参与斗殴的青年都吓得四散而逃。花姐慌忙扶起阿土，惊恐地发现那一刀恰好刺中了大腿动脉，鲜血如泉涌般涌出，阿土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气息也越来越微弱。“杀人了！”花姐的尖叫声划破了赛格会的热闹，刘进荣握着匕首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他只是想伤人泄愤，从未想过要杀人，可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他的人生轨迹。
此时，一名正在街头巡逻的乡镇民警听到动静赶来，迅速将刘进荣控制住。那个年代的乡镇民警，日常出警多是调解邻里纠纷，身上连手铐都没带。民警一边紧紧抓住刘进荣的双手，一边呼喊周围的群众找来绳子帮忙捆绑。就在群众手忙脚乱绑绳子的间隙，刘进荣才猛然回过神来。
他清楚地知道，战场上杀越南兵是英雄，可和平年代杀人，等待他的只会是法律的严惩。80年代法律严苛，杀人偿命是常态，即便不是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也难逃重刑，最少也要坐十几年牢。强烈的求生欲让他瞬间做出决定：逃跑。尽管双手已被麻绳反绑，刘进荣还是凭借侦察兵的敏捷身手，突然飞起一脚，狠狠踢中民警的下身。民警惨叫一声，捂着裆部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围观群众见状吓得纷纷后退，没人敢上前阻拦。刘进荣背着反绑的双手，朝着家头村后方的深山丛林狂奔而去。很快，镇里的增援民警带着几名民兵赶到，循着刘进荣逃跑的方向追去，可刘进荣爬山越岭的本领极强，熟悉山林地形，短短十五分钟就消失在茂密的丛林深处，无影无踪。进入丛林后，刘进荣很快找到一块尖锐的石头，一点点磨开绳索，正式开启了他的流亡生涯。
东方市地广人稀，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生活着二三十万人口，出了村镇便是无边无际的热带丛林。这里古木参天，遮天蔽日，蛇虫鼠蚁遍布，尤其是剧毒蛇类众多，普通人误入其中，稍有不慎便会丧命。但对刘进荣来说，这片丛林却是最好的藏身之处。
作为越战侦察兵，他早已练就了顶尖的野外生存技能。别人避之不及的毒蛇，他能轻松捕捉，剥皮烤着吃，补充蛋白质；他用树枝搭建简易木屋，以树叶为屋顶，抵御风雨；平日里靠采摘野果、捕猎野兔、山鸡为食，偶尔还会在深夜悄悄靠近村落，偷挖村民地里的地瓜、红薯充饥。他深知警方一定会蹲守他家，因此即便思念妻儿，也从未敢靠近家头村一步。
事实证明，刘进荣的谨慎是正确的。阿土被送往医院后，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刘进荣成了背负人命的通缉犯。东方市公安局立即派出一组民警，24小时对刘家进行布控，整整坚守了半年，始终没能等到刘进荣露面，最终只能撤走民警，仅留下村治保主任负责日常监视。
在丛林中躲藏了半年后，刘进荣在一条山间小路上偶遇了一个本村的亲戚。亲戚告诉她，阿土已经下葬，警方悬赏抓捕他的通缉令贴满了周边乡镇，劝他尽快逃出海南，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刘进荣无奈地叹气，他身无分文，连一张火车票都买不起，根本无从逃起，只能在丛林中苟延残喘，等待命运的裁决。
与亲戚分别后，刘进荣在丛林中辗转反侧想了几天，心中的绝望渐渐被疯狂取代。他觉得与其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躲躲藏藏，迟早被警方抓获枪毙，不如破罐子破摔，拉起一票人干大事，就算死也要风风光光地活几年。就像那些亡命徒所说，杀一个人是死，杀十个人也是死，不如趁活着捞够钱财，好好享受一番。
1988年9月2日，刘进荣离开了躲藏大半年的丛林，悄悄潜回家头村。他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天，确认警方早已撤走，只有村治保主任偶尔巡逻，便在深夜潜入村中。在本村和周边几个村落，刘进荣早已名声在外，村民们对他既畏惧又忌惮，即便知道他是通缉犯，也没人敢轻易告发。这种恐惧甚至延续到他死后多年，村民们对他十七八岁的大儿子都心存敬畏，后来他的两个儿子也借着父亲的恶名敲诈勒索，最终双双被捕。
回到村里后，刘进荣很快召集了30多个平日里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不良青年，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烂仔”。军人出身的他，很擅长做思想动员工作，对着这群渴望发财却又无所事事的青年夸夸而谈。他指着村里破旧的房屋，质问众人：“我们在家种一二亩地，一年能赚几个钱？你们谁家的房子房顶不漏雨？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没胆子只能穷一辈子。”
紧接着，他抛出了自己的计划：“东方周边的乐昌、昌江都有金矿，开矿的人个个腰缠万贯。我们直接去抢他们，向他们收保护费，用不了半年，大家就能全家吃香的喝辣的，都住上小洋楼。”这番话让不少青年动了心，但也有人心存胆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