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邓文斌从工厂辞职，开始跑长途货车。这条线路让他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也让他看到了财富的诱惑。在云南边境，他亲眼目睹了毒贩们挥金如土的生活，那些人的枪支比他的更先进，行事也更嚣张。"他们能做的事，我也能做，而且能做得更好。"邓文斌暗下决心。
跑了两年货车后，邓文斌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资金，也摸清了偷车销赃的门路。他发现偷车虽然赚钱，但风险高、利润低，尤其是低端车，卖出去最多只能赚几千块。而抢劫出租车则不同，一辆桑塔纳出租车能卖几万块，而且作案周期短。
他第一个想到的同伙是李新春。这个广西籍的无业游民胆子大、讲义气，而且急需用钱。两人在一次赌博中认识，邓文斌觉得他是个可靠的帮手。
"咱们别偷了，直接抢出租车。"1998年10月的一天，邓文斌在小酒馆里对李新春说，"我有枪，你帮我打掩护，得手后卖的钱咱们平分。"
李新春吓了一跳，手里的酒杯差点掉在地上："抢车？还要杀人吗？"
邓文斌夹了一口菜，慢条斯理地说："不杀人不行，咱们不蒙面，司机看到了脸肯定会报警。放心，动手的事我来，你只要帮我拽住他就行。"
在金钱的诱惑下，李新春最终答应了。两人开始制定详细的作案计划：先去南宁抢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因为外地车牌容易销赃；作案后用油漆改色，再开回湖南卖掉；为了避免留下痕迹，全程不使用手机，只靠暗号联系。
1998年11月15日，邓文斌和李新春带着两支改装过消音器的小口径手枪，坐火车来到南宁。在火车站附近的出租屋住下后，他们开始物色目标。经过两天的观察，他们选定了一辆红色桑塔纳出租车，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看起来比较瘦弱。
11月17日下午，两人拦下车，告诉司机要去柳州。李新春坐在副驾驶，邓文斌则坐在后排。车子开出去没多久，李新春按照事先约定，说要去买油漆装修房子，让司机在装饰材料商场门口停车。他买了五桶黑色油漆，放进后备箱，这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改色工具。
当车子行驶到柳州探矿公司附近的小桥时，李新春看了一眼窗外，发现周围没人，便对司机说："在这停一下吧，到地方了。"
这是两人约定的暗号。司机刚把车停稳，邓文斌就从后排掏出枪，对准了司机的后脑勺。没想到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枪，瞬间脸色惨白，赶紧回头求饶："大哥，车给你们，钱也给你们，放我一条生路吧。"
邓文斌的手指已经放在了扳机上，听到求饶声，他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就狠下心来："兄弟，我们没蒙面，你看到了我们的脸，只能怪你运气不好。"
他扣动扳机，子弹打在司机的头上，但由于司机下意识地躲了一下，子弹没有击中要害。司机惨叫一声，拉开车门就想逃跑。李新春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他的腰带，硬生生把他拽了回来。
邓文斌大怒，伸手搂住司机的脑袋，把枪顶在他的太阳穴上，连续开了两枪。鲜血溅满了车窗，司机的身体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这是邓文斌第一次杀人。虽然他表面上很镇定，但回到驾驶座时，手却不停地发抖。他试了三次才把车子发动起来，起步时又灭火了好几次，折腾了五六分钟才顺利开走。"那时候我心跳得特别快，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转。"邓文斌回忆道，"但我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杀人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回不去了。"
两人开车到郊外的一片树林里，用油漆把红色的出租车改成了黑色，然后连夜开回湖南。这辆车最终以8万块的价格卖掉，邓文斌和李新春各分了4万。拿到钱的那一刻，邓文斌没有丝毫喜悦，反而觉得更加空虚："4万块，一条人命就值4万块？我要赚更多的钱，要干更大的事。"
第一次抢劫成功后，邓文斌意识到小口径手枪的威力不足，关键时刻容易掉链子。他决定升级武器，换成军用制式手枪。凭借跑长途货车时在云南积累的人脉，他很快联系上了一个军火贩子，花2万块买了三支五四手枪。
拿到枪的那一刻，邓文斌兴奋得睡不着觉。他在出租屋里反复拆解组装，还特意去郊外试枪，25米外的树干被打得千疮百孔。但新的问题来了：这些枪放在哪里安全？此时他已经结婚，妻子虽然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但把枪放在家里始终有风险。
思来想去，邓文斌想到了胡国军。这个在祁东县第三人民医院当麻醉师的男人，是他的发小，平时做事看起来很稳妥，而且两人关系极好。"胡国军是医生，没人会怀疑他藏枪。"邓文斌觉得自己选对了人，把三支五四手枪郑重地交给了他，"兄弟，这东西帮我保管一段时间，千万别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