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的一个深夜，王福仁喝得酩酊大醉，想起两次坐牢的经历，又想到现在的窘境，突然拍着桌子喊：“偷不行，那就抢！”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野草般疯长。他觉得偷来钱慢，还容易被抓，抢劫来得快，只要有武器，就能抢到大钱。第二天，他从银行取了500块钱，去小商品市场买了把发令枪和钢锯，又从废品站捡了些自行车轴承，他要做一把能杀人的钢珠枪。
在出租屋里，王福仁用钢锯把发令枪的枪管锯短，再把轴承里的滚珠装进去，用火药填充，试了三次后，钢珠能打穿五厘米厚的木板。“威力够了。”他把枪藏在床底下，开始物色目标。他先盯上了镇上的小卖部，可觉得钱太少；又盯上了银行，可门口有保安。最后，他把目光放在了出租车司机身上。他们每天带着钱，还经常走夜路。1998年12月17日，他揣着钢珠枪，坐上了去葫芦岛的火车，准备“练胆”。
1998年12月18日清晨，葫芦岛火车站广场挤满了人。王福仁裹着军大衣，在人群中来回转悠，眼睛盯着出租车司机。七点多，一辆绿色夏利出租车停在路边，司机老赵摇下车窗问：“去哪啊？”“去锦州女儿河火车站。”王福仁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他知道这条路线要经过偏僻的铁路道口，适合下手。
老赵五十多岁，开出租车十几年了，看王福仁个子不高，说话也客气，就没多想，谈好30块钱车费后就发动了车子。一路上，老赵跟王福仁闲聊，说自己儿子刚考上大学，学费还没凑够，王福仁只是“嗯啊”应付，手却一直放在揣枪的口袋里。车子开出葫芦岛市区，路过一片玉米地后，就到了女儿河火车站东侧的铁路道口。
“停一下，我到地方了。”王福仁说道。老赵刚把车停稳，还没来得及说话，王福仁就从后座掏出钢珠枪，对准他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老赵哼都没哼一声就趴在了方向盘上，鲜血顺着座椅流到地上。王福仁下车绕到前排，翻遍老赵的口袋，只找到127块钱和一个数字传呼机。
他把钱和传呼机揣进兜里，看了眼四周没人，就把老赵的尸体推到副驾驶，自己开车到铁路道口南侧的沟里，然后弃车逃走。在回锦州的火车上，王福仁的手一直在抖，不是害怕，而是兴奋，“原来杀人这么简单，一枪就解决了”。他把传呼机扔到铁轨上，把钱藏在鞋底，觉得这趟“试验”很成功。
回到出租屋，王福仁数着127块钱，觉得抢出租车司机来钱太慢，“得找个有钱人抢”。可他一个人踩点、跟踪太费劲，就想找个帮手。他想起了以前的邻居修宝昌，这人比他大一岁，1995年因盗窃被判两年半，1998年刚刑满释放，现在在家闲着没事干。“他有前科，胆子大，肯定愿意干。”王福仁打定主意，买了两瓶二锅头和一斤猪头肉，去了修宝昌家。
修宝昌的家在锦州太和区的棚户区，一间小平房里堆满了杂物，他正蹲在地上啃馒头就咸菜。看到王福仁拎着酒肉进来，眼睛都亮了：“福仁哥，你咋来了？”两人坐在炕沿上喝酒，修宝昌抱怨道：“出来后找不到活，家里快揭不开锅了。”王福仁趁机说：“想不想赚大钱？我有个路子，就是有点冒险。”
“啥路子？只要能赚钱，我啥都敢干！”修宝昌凑了过来。王福仁从怀里掏出钢珠枪，放在炕桌上：“抢劫，找有钱人抢，到手后平分。”修宝昌盯着枪，咽了口唾沫，又看了看桌上的酒肉，咬着牙说：“干！反正我穷得快饿死了，大不了再进去。”王福仁拍着他的肩膀：“放心，有我在，出不了事。”
为了庆祝“合作”成功，王福仁取了9000块钱，带着修宝昌去洗浴中心泡澡，又去发廊洗头，还买了身新衣服。不到半个月，9000块钱就花光了。修宝昌急了：“哥，钱花完了，啥时候动手啊？”王福仁早就踩好了点，目标是锦州某医院的王院长，他听说院长家里有不少存款。
1999年2月12日，离春节还有三天，王福仁和修宝昌揣着钢珠枪和菜刀，凌晨五点就蹲在王院长家楼下。七点多，王院长拎着公文包出来，刚打开单元门，两人就冲了上去。王福仁用枪顶着他的腰：“别出声，跟我们进屋，不然打死你。”修宝昌则用菜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推着他进了屋。
屋里，王院长的妻子刚做好早饭，看到这一幕吓得尖叫起来。修宝昌赶紧冲过去，用绳子把她绑在椅子上，嘴里塞了毛巾。王福仁逼问王院长：“钱在哪？不说就废了你。”王院长哆哆嗦嗦地指着衣柜：“在第三个抽屉里，有7000块钱。”修宝昌翻出钱，两人对视一眼，觉得钱不少，没必要杀人，就把夫妻俩绑在床腿上，用布蒙住眼睛，然后逃离了现场。
分了钱后，两人各自回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