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警报又响了。工人们往防空洞跑，克劳斯在指挥部值班。他听着听诊器，判断飞机方向。

    陈启明突然推门进来，脸上带着笑。

    “老克，出来一下。”

    “我在值班。”

    “有人找你。”

    克劳斯疑惑地跟着陈启明出去。指挥部外的空地上，站着两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小女孩。女人穿着不合身的棉袄，小女孩躲在女人身后，怯生生地看。

    克劳斯愣住了。他眨眨眼，又眨眨眼。

    女人慢慢走过来。她瘦了很多，脸上有憔悴，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

    “克劳斯……”她轻声说。

    克劳斯嘴唇哆嗦，说不出话。他伸出手，又缩回去，怕这是梦。

    小女孩从女人身后探出头，小声问：“妈妈，这是爸爸吗？”

    克劳斯蹲下来，看着小女孩。他离开时，女儿才三岁，现在六岁了。长高了，瘦了，但眉眼还像。

    “是我。”他声音哽咽，“我是爸爸。”

    小女孩扑进他怀里。克劳斯紧紧抱住她，抱得很紧。女人走过来，抱住他们俩。

    一家三口，在龙洞沟的空地上，抱在一起。周围是烧黑的山，是简陋的厂房，是好奇张望的工人。

    但这一刻，他们什么都不在乎。

    后来克劳斯才知道，营救过程有多难。共产国际的同志在柏林找到她们时，她们住在防空洞里，每天领救济粥。纳粹在搜捕“叛国者”家属，她们东躲西藏。

    是苏联同志用外交渠道，把她们送到瑞典，再从瑞典到苏联，穿越西伯利亚，进入新疆，最后到延安。一路走了三个月，换了十几次身份。

    “谢谢。”克劳斯对陈启明说，眼睛红着。

    “该谢的是你。”陈启明说，“你设计的警报系统，救了很多人的命。”

    那天晚上，克劳斯一家住在兵工厂的家属院里。房间很小，但干净。女人给女儿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克劳斯坐在床边，看着她们，像看着失而复得的宝贝。

    第二天，克劳斯找到陈启明。

    “我有东西要交给组织。”他说。

    陈启明以为又是图纸。但克劳斯拿出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笔记本很旧，边角都磨破了。

    “这是我在德国时的工作笔记。”克劳斯说，“上面有雷达的原理图，有喷气发动机的草图，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以前我不敢全拿出来，因为……因为我还想回去。”

    他抚摸着笔记本的封面：“现在我不想回去了。这里就是我的家。”

    陈启明接过笔记本，翻开。里面是德文，夹杂着复杂的公式和草图。他看不懂，但知道这很珍贵。

    “我会交给李厂长。”他说。

    “不。”克劳斯摇头，“直接交给延安。这些东西太重要，不该只留在一个兵工厂。”

    陈启明看着克劳斯，看了很久。

    “你确定？”

    “确定。”克劳斯说，“德国在研制新武器，雷达已经投入实战，喷气发动机也快成功了。我们必须跟上，不然差距会越来越大。”

    “可这些技术，咱们现在用不上。”

    “现在用不上，将来会用上。”克劳斯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雷达，自己的喷气飞机。那时候，这些笔记就是种子。”

    陈启明郑重地收下笔记本。

    那天下午，克劳斯回到车间。工人们围上来，恭喜他全家团聚。他笑着，真心的笑。

    他拿起工具，继续工作。车床在转，机器在响。妻子在院子里教女儿说中文，声音细细的，很好听。

    克劳斯听着，手里的活干得更起劲了。

    他知道，他再也回不去德国了。但这里，龙洞沟，这个烧黑的山谷，这个地下的兵工厂，现在是他的家。

    而他，要为这个家，做他能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