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面，谈话在这种看着平静的、实则每隔几句话就会有暗示的复杂氛围当中进行下去，最终，谢罗夫因为接下来的行程问题率先提出结束了交谈——不过阿列克谢猜测，这大概是谢罗夫担心和他接触的时间太长，不符合“警告”的任务要求，因而决定提前离开。
不过，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双方确实是已经建立起了至少是部分的合作关系，谢罗夫想要依靠阿列克谢和老近卫军以及列宁格勒帮进行秘密接触，而相对的，阿列克谢也能从谢罗夫那边弄到一些贝利亚的最新动态，这让他不用担心之后在面对内务部的压力时，一直处在被动位置上。
至于谢罗夫所透露的关于列宁格勒的问题，阿列克谢还是决定暂时不直接透露给日丹诺夫或者列宁格勒帮的其他人——虽说他并不希望历史上的“列宁格勒医生案”发生，但是如果现在就向日丹诺夫透露消息，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日丹诺夫也不一定会信任他所说的话，而另一方面，列宁格勒帮的两个核心成员，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现在都处在高位之上，都被视作斯大林潜在的接班人——而这肯定会引起他们和那些之前的老势力之间的矛盾，想要促成列宁格勒帮和老近卫军的合作，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让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吃一些亏，是必要之恶，而且既然日丹诺夫现在还活着，那大概率不会把问题上升到清洗那么严重，最多让两人的地位有所下降。
在结束了这次之前让他一直感觉到不安的交谈之后，假期剩下的几天，阿列克谢也总算是有心思去好好享受了，索契独特的阳光，让在过去那七年多时间里面早已经习惯了东欧大地的秋天的他，突然间感觉到有一股陌生，而在调整过来之后，却又让他感觉到一种隐约的熟悉感，不过，假期总归是短暂的，还没等他仔细揣摩这种久违的、在初秋都能感受到的、属于在苏联基本上接触不到的亚热带的温暖，他又得重新回到莫斯科，回到工作岗位之上。
谢罗夫所说的“攻击”，很快便来到了。一封送到斯大林手上的“举报信”彻底引爆了原本看似平静的苏联政局，列宁格勒帮的几个核心成员，除去日丹诺夫以外，都被这封举报信指控了许多罪名，其中也包括了阿列克谢之前和日丹诺夫暗示过的民族主义问题，而在这封举报信被斯大林收到后不久，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都被除去了职务，进入了审查状态，列宁格勒帮的势力一下子遭到了沉痛打击，但是由于日丹诺夫本人深受斯大林的信任，再加上没有医生案这个最为直接的导火索，现在列宁格勒帮，虽说遭受了沉痛的打击，基本上丧失了和贝利亚以及赫鲁晓夫他们同台竞争的能力，但是并没有像历史上一样遭到完全的清算，甚至可以说，斯大林本人明显是给了日丹诺夫一个重整旗鼓的台阶的。
而在局势逐渐重新平稳之后，阿列克谢便开始主动和日丹诺夫接触了起来，列宁格勒帮的受挫反而是给了他和日丹诺夫更方便接触的机会，他没有直接把谢罗夫之前说的那些话直接转述给日丹诺夫，而是通过暗示的方式，把那封“举报信”的源头指向了贝利亚和他手底下的人——尽管本身外界都已经猜测这是内务部的手笔，毕竟“举报信”对他们来说，算得上是老手段了，只是由于缺乏证据，使得日丹诺夫无法指责贝利亚是在栽赃，同时，他也暗搓搓地表达了一下自己的一些意见——如果想让列宁格勒帮这股已经受挫的“新势力”重新回到权力核心的话，那就不能和所有的“老势力”处在对立面之上，而最稳固，也是最需要支持的老近卫军，显然是一个很好的盟友选择。
一直到1949年的春天，日丹诺夫和列宁格勒帮都没有遭遇到进一步的打击，而在阿列克谢的助推之下，两个派系已经逐渐站到了统一战线的位置之上，之前阿列克谢计划的布局，似乎已经开始走上了正轨。而在另外一边，在成功把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这两个强力竞争对手逐出斯大林的继任者的范围后，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这些老官僚之前为了应对新势力而形成的松散同盟，在共同的对手离开了权力中枢之后，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迅速地陷入到了崩溃的局面当中，形成了三方对立的有趣局面。
对于阿列克谢来说，三方对立的局面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契机，一方面，注意力集中在权力斗争上的几个大势力显然是没有什么注意力能够放在那些已经被他们默认“出局”（虽然斯大林本人并没有做出最终论调）的势力之上，而另外一方面，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这三方主要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