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木萨尔赶回来，路上跑了六个小时。”他拉开椅子坐下，“林主任，照片带了吗？”
林知墨从公文包里取出那叠照片，放在桌上。
吐尔逊没有立刻看照片。他先拿起那枚用棉纸包裹的陶片，对着窗户的光，仔细端详。
三秒。
五秒。
他把陶片放下。
“这不是突厥字母，也不是回鹘文。”他说，“是有人想模仿阿拉伯文，但拼错了。”
林知墨的瞳孔微微收缩。
“模仿？”
“你看。”吐尔逊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便签纸上画了一个符号——圆圈，中间一道竖线。
“阿拉伯字母里的‘艾利夫’，是竖线，没有圆圈。阿拉伯数字里的‘零’，是圆圈，没有竖线。”
他指着陶片照片上的刻痕：
“他把两者拼在一起，想创造一个新的符号。但他不知道，在阿拉伯文里，这种拼写没有意义。”
他放下铅笔。
“这不是从小学习阿拉伯文的人写的。这是半路学来的、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凭想象模仿的。”
林知墨看着那枚陶片。
半路学来。从别人那里听来。凭想象模仿。
他想起了殷国梁的制服。想起了赵永固的符号。想起了陈文渊的“教师”自称。
每一个冒充者，都会在细节上露出破绽。
“吐尔逊老师，”他说，“我想请您带我看看，真正懂阿拉伯文的人，会怎么处理佛像。”
吐尔逊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站起来。
“跟我来。”
资料室最里面的角落，有一扇不起眼的木门。
吐尔逊推开门，里面是一间更小的房间。四面墙壁贴满照片——佛寺遗址、石窟壁画、残破塑像、被盗墓洞。
“这是我三十年的田野记录。”他走到东墙前，指着其中一张照片。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上，佛像的双眼被刮成两个黑洞。
“这是什么时候破坏的？”林知墨问。
“大部分是公元10世纪以后。”吐尔逊说，“不是阿拉伯人，是突厥语系的喀喇汗王朝。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后，认为偶像崇拜是罪恶。刮去佛画的眼睛，是剥夺它的‘灵魂’。”
他走到另一张照片前。
高昌故城，一座残破的佛塔，塔身被凿出无数凹坑，像蜂窝。
“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他说，“1992年，1994年，去年。文物部门认定是自然风化，但你看这个凿痕——金属工具留下的，不是风沙。”
他转过身，面对林知墨。
“林主任，你知道1996年这个人的凿法，和10世纪有什么不同吗？”
林知墨没有回答。他在等。
“10世纪是征服者的战斧。”吐尔逊说，“一斧一片，利落、果断、有军队的效率。”
他指着那尊被凿成蜂窝状的佛像照片。
“1996年这个人，是密集的、重复的、个人化的。他不是在‘征服’，他是在‘净化’自己看见的每一寸不该存在的东西。”
他放下照片。
“你找的不是文物贩子。你找的是一个认为‘自己正在和魔鬼战斗’的人。”
房间里很安静。
窗外，乌鲁木齐四月的风卷起沙尘，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
林知墨看着那尊佛像。
他想起了周国富。想起了那台响了十五年的机器。
他想起了殷国梁。想起了那套不肯换掉的旧制服。
每一个人都在和自己看不见的东西战斗。只是武器不同。
“吐尔逊老师，”他说，“您见过这种人吗？”
吐尔逊沉默了几秒。
“1994年，我去喀什做田野调查。当地公安局查获了一个地下讲经点，让我帮忙鉴定一批手抄经文。”
他走到角落的铁皮柜前，打开，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这是当时的复印件。”
林知墨接过，抽出里面的纸张。
第一页，是手抄经文，阿拉伯字母歪歪扭扭，显然抄写者并不熟练。林知墨看不懂文字，但他的目光落在页边——
那里画着一个符号。
圆圈，中间一道竖线。
和陶片上的刻痕一模一样。
“当时我问办案民警，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不懂，可能是涂鸦。”吐尔逊说，“但我后来问了几个懂经文的人。他们说，这个符号在极端派讲经里出现过——‘真主的眼睛’，监视偶像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