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起眼睛。
“我穿制服去，说带他们到港务局解决欠薪问题。他们高兴还来不及。”
林知墨看着他。
“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
殷国梁没有回答。
“你穿着被你滥用了七年的制服，”林知墨的声音很轻，“带着被你背叛了十六年的职业身份，去骗一群被拖欠工资的水手。他们跟你走，是因为相信你身上那套衣服。”
殷国梁沉默。
“而你利用这份信任，把他们卖到黑砖窑。”
殷国梁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是。”他说。
阳光又移动了几寸，从椅腿移到地面。
林知墨合上笔记本。
“殷国梁，”他说，“那枚铜扣，为什么一直留着？”
殷国梁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手从桌面上收回，放在膝盖上。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接受审讯的嫌疑人，更像一个坐在江边长椅上、等天黑的人。
“1987年，”他说，“我立三等功。”
他的声音很慢，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那年我儿子出生。我在边防前线，接到电报说他生了，六斤八两。我给他起名叫晓军，拂晓的晓，军人的军。”
他停顿。
“三等功的奖品是一枚铜扣，不是发新的，是从一批特制制服上拆下来的。收发室老张说，这种铜扣是南京军工厂定制，背面有编号，全长江港监只配发过三百套。”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空无一物的手掌。
“我把铜扣穿在制服上，想着这身衣服要穿到他长大。等他考上大学，等他结婚生子，等我也老了，穿着这身衣服在江边钓鱼。”
“1991年换新装，铜扣制服统一回收。我把旧制服交上去，偷偷把这枚扣子留下了。”
他的嘴角动了动，不是笑，是更复杂的什么。
“后来我才明白，不是穿上制服就是人上人。脱了制服，我什么都不是。”
审讯室里很安静。
窗外巷子里，早点摊的老板娘在收摊，铝锅盖碰撞的声音清脆而遥远。
林知墨站起身。
他走到门口，手扶门框。
“林会计。”殷国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林知墨停步。
“你父亲……”殷国梁问，“真的记得我吗？”
林知墨背对着他。
“真的。”他说，“1987年宜昌培训合影，后排左六，是你。”
他顿了顿。
“我昨晚打电话问过他。他翻出相册，找了半个小时。”
殷国梁没有说话。
林知墨没有回头。他推开门，走进走廊。
门在身后缓缓合上。
隔着那扇铁门，隔着不知多少米的距离，他听见一个男人压抑了七年的呼吸，终于从胸腔深处逸出。
不是哭。是那口气，终于呼出来了。
1996年3月21日，下午五时二十分。
九江港，老候船室。
这是七十年代建的老建筑，水磨石地面磨出凹陷，长条木椅漆皮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胎。候船的人不多，三三两两散坐着，脚边堆着编织袋和塑料桶。
秦铁山从门口进来，手里拎着三碗馄饨。
“就剩这一家还开着。”他把馄饨搁在木椅上，“江边的馆子，老板说马上要拆了，修新码头。”
沈冰接过一碗，低头吹开辣油。
她下午刚到——从北京飞武汉，转长途汽车赶过来。借调期还剩两个月，但她坚持要当面拿到结案材料的第一手数据。
林知墨坐在靠窗的位置，没动那碗馄饨。
秦铁山自己端起一碗，吃了一口，烫得直吸气。
“秀才，你今天审讯最后那句话，是你自己加的？”
林知墨看着窗外。
“是事实。”他说。
秦铁山用勺子戳着馄饨皮，馄饨破了，肉馅散在汤里。
“他问你父亲记不记得他。”秦铁山说，“你说记得，还说了照片的位置。你爸真翻了半个小时相册？”
“翻了。”林知墨说，“他说记得这个人。1987年九江来的年轻稽查，打靶满环，话很少。”
秦铁山沉默了几秒。
“你爸人挺好。”他说。
林知墨没有接话。
沈冰慢慢吃着馄饨。她吃得很少，只喝了几口汤，就把碗放下了。
“林主任，”她开口，“殷国梁的案子，档案里有些数据我想核对。你那份侧写报告里写，他‘以权威符号为工具，以底层船员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