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排查组的进展最先传来。在考古队所有能接触核心信息的人员中，一个名叫吴建国、人称“老吴”的后勤设备管理员，迅速被标红。老吴，52岁，丧偶，独子在外地工作。他在考古队工作了近二十年，性格孤僻，不爱交际，但对待发掘设备极其精心，甚至有些“恋物癖”，喜欢收集各种“有年头”的小物件，从老式工具到残破瓷片。经济状况原本一般，但近半年来，有人发现他抽的烟变好了，还新买了一台不错的收音机。更重要的是，在文物转运前最后一次安保协调会上，作为设备保障人员的老吴，旁听了全程，并负责会后整理相关安保流程的纸质纪要（按规定应归档，但存在短暂保管在他手中的时间窗口）。
“文物痴…经济变化…接触关键信息…”林知墨在“内鬼”侧写的几个关键词上画了圈，“他的嫌疑上升至首位。建议立即对其开展24小时不间断秘密监控，调查其所有通讯记录、银行流水，以及近半年的社会交往，特别是是否有异常境外或陌生联系人。”
几乎与此同时，国安部门主导的境外渠道监控也有重大发现。一个注册地在香港、名为“东亚艺术与文化研究会”的机构，近三个月来异常活跃。该研究会名义上致力于“促进东亚古代艺术研究与交流”，但其核心成员背景复杂，与几个国际知名的艺术品黑市掮客和某些西方私人博物馆基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会的一名“学术顾问”，一位美籍华裔艺术品经纪人，在“曾侯乙编钟”新部件出土消息被极小范围知悉后不久，就以“学术拜访”为由，申请入境，并在省博物馆和考古队所在城市短暂停留，期间接触过包括大学相关院系在内的多个机构，行程看似公开，但存在无法完全核实的空白时段。
“这个‘研究会’，很可能就是侧写中的‘组织与渠道操控者’的马甲之一。”国安部的孙同志指着情报摘要，“他们嗅觉灵敏，行动迅速，具备策划此类行动的能力和网络。”
林知墨将老吴和“东亚艺术研究会”的信息并列，沉思道：“如果老吴是内应，‘研究会’是组织者，那么他们之间如何勾连？老吴这样的人，不太可能直接接触到这种级别的国际机构。中间应该还有一个‘桥梁’，可能是境内的代理人，或者某种更隐蔽的联系方式。”
他指示：“查老吴的所有通讯记录，特别是长途电话和近期新增的联系人。同时，查那个美籍华裔顾问在本地期间，所有可能与他产生间接交集的人员，看看是否与老吴的社会关系网有重合点。”
技侦力量开足马力。很快，一条关键线索浮出水面：老吴的儿子在南方某城市工作，其工作单位的上层，恰好与“东亚艺术研究会”在国内某个合作高校项目有间接关联。进一步深度挖掘发现，约四个月前，老吴的儿子曾收到一封来自“海外学术机构”的邀请函，表示对其“父亲在考古领域的长期贡献”很感兴趣，愿意资助其参加一个“海外文化交流项目”，并附有一笔不菲的“前期咨询费”。此事老吴的儿子曾兴奋地打电话告诉过父亲。
“典型的策反手法。”孙同志眼神冰冷，“以子女前途和金钱为诱饵，利用目标人物对文物的特殊情结和对现状可能的不满，逐步拉拢。老吴很可能就是这样被拖下水的。”
时机成熟，经指挥部批准，国安侦查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对老吴进行了控制性询问。起初老吴还试图狡辩，但当侦查员点出他儿子收到的“资助”、他近期的经济异常、以及他在安保会议后的可疑行为时，这个孤独半生、内心充满扭曲占有欲的老人防线崩溃了。
他痛哭流涕地供认，那个美籍华裔顾问通过中间人（一个自称是海外华裔收藏家的家伙）找到他，先是以交流收藏心得为名接近，后许以重金和帮助儿子出国发展的承诺，诱使他提供了考古队内部信息、安保流程细节，并在案发当晚，利用他管理备用钥匙和知晓部分安防密码的便利，里应外合，实施了盗窃。文物得手后，由那个顾问带来的“专业团队”进行初步处理，目前藏匿地点他不知情，但听说会尽快通过“特殊渠道”运往海外。
“内应”突破，案件性质彻底明朗，这确是一起境内外勾结、以走私珍贵文物为目的，且可能涉及以文化活动为掩护的间谍情报活动的重大案件（那个“研究会”的背景极不单纯）。
“文物现在在哪？”这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
老吴颤抖着说，他偷听到只言片语，好像提到了“港口”、“集装箱”、“雕塑”之类的词。那个顾问警告他，如果走漏风声，不仅钱和承诺泡汤，他儿子在海外的“安全”也无法保证。
林知墨迅速将信息反馈给指挥部。“港口、集装箱、雕塑……这是要伪装成普通艺术品或建材出口！结合‘研究会’的背景和近期活动，他们很可能利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