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为了“拥有”。那些图纸对他而言，是一种象征，一种他从那个压抑环境里带走的、最重要的“知识瑰宝”，是他与过去决裂的见证，也是他对自己技术能力的一种虚幻证明。他可能将它们深藏，偶尔独自翻阅，满足一种扭曲的占有感和成就感，但从未打算让其真正进入流通或应用领域。图纸的功能，在他那里，从“国家机密”异化成了“个人心理纪念品”。

    “所以，从法律和实际危害角度看，”方明斟酌着语句，“即使梁思远就是作案者，由于时过境迁、证据湮灭、他本人已脱离我国司法管辖，且图纸未发现扩散使用，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很可能无法，也无必要再进行跨国追诉了。”赵同志接过了话头，语气带着一种复杂的释然，“追诉难度极大，政治外交成本高昂，而实际收益（追回图纸或惩罚本人）可能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确认了泄密源头和性质——这是一起由个人极端心理驱动、带有时代悲剧色彩的内部泄密事件，而非有组织、有预谋的间谍破坏活动。这个结论本身，对于评估历史风险、调整相关保密策略和心理防范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他看向林知墨，目光变得郑重：“林知墨同志，你的历史心理侧写，帮助我们重新定位了这起悬案的性质。你勾勒出的‘理想主义者叛逃’画像，与梁思远的人生轨迹惊人地吻合。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获得法庭认可的确凿证据，但在情报分析和历史评估层面，你的工作，让我们得以给这桩困扰了十五年的旧案，画上了一个逻辑上最合理、也最令人唏嘘的句号。”

    林知墨默然。他感到一种沉重，而非破案的喜悦。他侧写出了一个悲哀的故事：一个或许有才华的青年，在时代的夹缝和内心的困顿中，选择了一条最错误、最危险的路，盗走国家机密作为自己畸形的精神慰藉和逃离的“旅费”，最终在异国他乡隐姓埋名，带着可能永不见天日的秘密和一生的负罪感（如果他有的话）孤独生活。国家失去了图纸，而他，似乎也并未真正得到他渴望的认可与解脱。

    “梁思远……他现在？”林知墨忍不住问。

    “根据最新信息，”赵同志的语气依旧平淡，“他仍在原公司工作，独身，深居简出，与华人社区交往很少。健康状况一般。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有些孤僻的老年技术职员。他的人生，似乎永远定格在了1980年那个夜晚之后。”

    会客室里再次陷入沉默。夕阳的余晖透过百叶窗，在地上投下最后一道暖光，随即迅速黯淡下去。

    一个被时代洪流和个人心魔共同塑造的“影子”，远在海外，而他留下的谜题，终于在十五年后，借助另一种“知识”的力量，被遥远地解读。这种解读，无关惩罚，只关乎理解和了结。

    林知墨知道，这份侧写报告和他这个名字，将会被记录在这桩绝密悬案的最新附录里，成为一个沉默的注脚。而他所感受到的那份沉重，是关于个人命运与时代轨迹交织的无奈，也是关于“知识”与“责任”的更深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