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份初步的筛选名单便传真到了省厅研究室。
名单不长，只有六对。其中两对年龄超过五十或低于二十五，与案发时推测的年龄（30-45岁）不符，被暂时排除。剩下四对，分别分布在机务段、工务段、电务段和车辆段。
林知墨的目光在其中一对信息上停留下来：刘明、刘亮，孪生兄弟，1970年出生，案发时23岁。籍贯南江，1991年同期从铁路技校毕业，分配至南江电务段信号工区，担任信号工。工作地点主要在南江站至柳河站、柳河站至双桥站区间（正是K473次列车案发当晚运行的核心区间）。两人档案记录显示技术考核良好，但均有几次因“擅离岗位”或“当班期间处理私人事务”受到班组口头警告的记录。
“信号工……”林知墨沉吟。信号工负责铁路信号设备的维护和故障处理，需要对管辖区段的线路、信号机位置、列车运行时刻了如指掌。他们经常在铁路沿线作业，有时需要申请“天窗点”（列车运行间隙）上线，有时也需要处理突发信号故障，这可能涉及临时要求列车减速或停车。
“这对兄弟，工作区间完全覆盖案发路段，年龄符合，职业具备我们侧写的‘利用职务影响列车运行’或‘精确掌握运行状态’的条件。”王锐指着档案说。
“查一下他们1993年9月15日案发当晚的排班和出勤记录。”林知墨指示。
铁路公安处很快反馈：由于时间过去近两年，详细的个人考勤记录难以精确到天，但调取了当时信号工区的值班日志和派工单。根据记录，案发前几天，刘明、刘亮所在班组确实负责柳河至双桥区段的部分信号设备秋季检修准备工作。9月15日当天，两人是白班，下午四点下班。理论上，当晚他们应该休息。但是，有同班组老工人回忆，那段时间兄弟俩似乎手头“比较紧”，下班后经常不见人影，有时半夜才回宿舍，问起来就说去“找朋友”或者“有点私事”。
更重要的线索来自铁路公安处对当年一些边缘记录的梳理：在1993年9月16日凌晨（即案发后数小时），K473次列车运行前方（双桥站以东约15公里处）的一个道口值班员，曾向工区报告说，隐约听到铁路沿线（具体位置模糊）有短暂的、类似重物落地的闷响，但夜间看不清，也没发现异常，所以只是例行记录，未深究。这个位置，经过李振波在地图上标注，恰好处于柳河至双桥区间一个相对偏僻的弯道下坡处，列车经过那里时会自然减速。
“重物落地的闷响……”林知墨看着地图上的那个点，“时间和地点都吻合。如果是抛尸，声音可能被列车运行噪音掩盖大部分，但如果在寂静的夜间，靠近铁路的道口值班员还是有可能听到一丝异响。”
“还有，”铁路公安处的同志在电话里补充，“我们侧面了解了一下这对兄弟近年来的情况。他们依然在电务段工作，但经济状况似乎起伏很大。有工友反映，他们好赌，前几年欠了不少债，但大概从93年底、94年初开始，手头突然宽裕了一阵子，还清了部分债务，还买了新手表、新衣服。不过最近好像又有点拮据。”
经济状况的异常变化，赌博恶习，突然的宽裕时间点与案发后吻合……动机线索也出现了。
“有没有可能拿到他们当年的照片？以及，他们是否有能力伪造‘赵卫国’的证件？”林知墨问。
“照片可以从档案里提取，稍后传给你们。伪造证件……这个难说，但铁路技校毕业，具备一定文化，如果真想搞假证件，通过地下渠道不是不可能。而且他们经常在沿线小站活动，认识三教九流的人机会多。”铁路公安处同志分析道。
很快，刘明、刘亮入职时的一寸黑白照片传真了过来。照片上的两人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方脸、短发、浓眉，眼神里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某种不羁。与当年列车员描述的“赵卫国”（方脸、短发、中等身材）特征高度相似。虽然像素不高，但足以佐证其具备“孪生伪装”的条件。
案件侦查至此，刘明、刘亮兄弟的嫌疑急剧上升。
林知墨召集团队进行案情推演：“假设刘明、刘亮就是凶手。他们的计划可能是：兄弟俩都熟悉K473次列车运行。一人（假设是刘明）提前伪造‘赵卫国’身份和车票，在柳河站上车，接近并控制王德发。另一人（刘亮）则提前潜伏在选定的作案地点（那个弯道下坡处附近）。当列车运行至该地点，因弯道和下坡自然减速时，车上的刘明将已昏迷或死亡的王德发从车窗递出，车下的刘亮接应，并将王德发转移至预先准备好的地方（可能是附近荒野，也可能有交通工具接应）。刘明则留在车上，处理现场（关窗，可能换上王德发衣服伪装片刻），然后以‘赵卫国’身份在终点站或中途某个站下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