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承认了！而且暗示可能不止一起？
“为什么杀赵建国？”林知墨问，语气依旧平稳，像是在进行一场普通的谈话。
孙国栋的目光飘向虚空，仿佛在回忆：“为什么？他不守规矩。楼道是大家走的，不是他家的仓库。他说了不算，他女人更混账。”他的语气逐渐激动起来，“‘烧死人的’……她懂什么？我在前线，见的死人比她见的活人都多！我送走的每一个逝者，都干干净净，规规矩矩，给他们最后的体面！她呢？活着就堵别人的路，坏了活人的规矩，还满嘴喷粪！”
他的胸膛起伏着，但很快又强行平复下去，恢复了那种刻板的平静：“这种人，活着就是祸害。眼里没有规矩，没有别人，没有对生命起码的敬畏。该管的人不管（指居委会、警方调解不力），那我就来管。穿了这身衣服（他扯了扯自己身上的仿制警服），就得管该管的事。虽然……是假的。”最后三个字，他说得很轻，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
“所以，你给他穿上仿制的警服，把他封进冰柜，留下弹壳，你觉得这是在‘执行正义’？‘维护秩序’？”林知墨引导他说下去。
“正义？秩序？”孙国栋喃喃重复，目光落在掌心的弹壳上，“我只是……让一切都回到该有的位置。破坏了规矩，就要受到惩罚。死了，也要有个死的样子。冰柜里……干净，安静，不会腐坏，就像他该有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他犯错的那一刻，接受审视。弹壳……是终结，也是记号。这颗子弹，早就该打出去了。”
他的逻辑扭曲而自洽，沉浸在自我构建的“执法者”幻想中。
“你保存尸体十年，还给他‘搬家’（转移到红星路地下室），定期去看吗？”林知墨问。
孙国栋沉默了片刻：“开始常去。后来……少了。但我知道他在那里。就像一份……档案。一份证明。”他看向林知墨，眼神忽然有了一丝微弱的光，“你们找到了，说明……这份档案，终于有人来查了。我没白等。”
果然，他将警方的调查，视为对他“工作”的某种“验收”。
“那封信，是你写给报社的？”林知墨拿出匿名信的照片。
孙国栋看了一眼，点点头：“写得怎么样？我没念多少书，但道理，我懂。”
“你希望这件事被更多人知道？为什么？”
“镜子。”孙国栋吐出两个字，这是信里用过的词，“照一照，有些人，有些事。可惜，你们好像没太看懂。”他语气里有一丝遗憾。
对话至此，孙国栋的心理脉络已经基本清晰。赵支队示意刑警上前。
孙国栋没有反抗，任由刑警给他戴上手铐。当被搀扶起来时，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敞开的旧冰柜，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仿制警服和掌心的弹壳（弹壳已被侦查员小心取走作为证据），低声说：“这身衣服……脱了吧。假的，终究是假的。”
在押送他离开停尸间时，林知墨最后问了一句：“除了赵建国，还有别人吗？”
孙国栋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没了。一个，就够了。多了……就乱了规矩。”
审讯在平州分局进行。在确凿的间接证据链（动机、条件、笔迹同一认定、骨粉蜡烛等关联物证）和林知墨对其心理的精准把握下，孙国栋对杀害赵建国并藏尸冰柜十年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详细交代了作案过程：1985年5月的一个傍晚，他以调解纠纷为名将赵建国骗至殡仪馆其工作的偏僻处，用绳索勒死，然后为其换上早已准备好的仿制警服，放入事先准备的旧冰柜中通电保存。数月后，趁夜将冰柜转移至其姐姐曾居住的红星路27号地下室隐藏。他承认匿名信是他所写，目的确实是“看警方能不能查到真相”。
他的供述与现场勘查、物证分析完全吻合。历时十年的“冰柜藏尸谜案”，在重启侦查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宣告侦破。
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林知墨并没有立刻休息。他伏案疾书，撰写了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标题为《超长期悬案中的犯罪心理固着与仪式行为分析——以“1995·7·3平州冰柜藏尸案”为例》。
报告中，他不仅梳理了案件事实和证据，更深入剖析了孙国栋的犯罪心理形成机制：军队经历塑造的强烈秩序感和规则意识；退伍安置落差带来的潜在失落与边缘感；特殊职业（殡仪馆）导致的社交隔离和对生死、秩序的异化认知；与被害人家庭的琐碎冲突成为触发点，被其偏执认知放大为“严重的秩序破坏与人格侮辱”。他重点分析了“仿制警服”、“弹壳”、“冰柜长期保存”等行为的象征意义，指出这是凶手在无力获得真正“执法者”身份的情况下，通过犯罪行为构建的一套私人“审判仪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