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案后的忙碌稍稍平息，但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和来往同事的脚步声依旧频繁。林知墨正在整理“反拐工作小组”初期需要建立的基础档案目录，沈冰在一旁校对数据。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一名穿着素雅衬衫、面容和蔼的中年女性探进头来，是市局合作的“新芽”儿童保护中心的一名资深社工，姓陈。
“林警官，打扰了。”陈社工微笑着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用旧画报纸仔细包着的方形物件。
“陈老师，您怎么来了？请坐。”林知墨起身招呼。沈冰也放下了手中的文件。
“我就不坐了，中心那边还有事。”陈社工将手中的东西放在林知墨桌上，笑容更深了些，“我是受我们一个小家伙所托，来给你送件礼物。”
“礼物？”林知墨一愣。
“是啊，小勇，还记得吗？就是上次在烂尾楼……”陈社工提醒道。
林知墨当然记得。那个瘦小、惊恐、紧紧抓着他衣角不放的男孩。烂尾楼事件后，小勇被妥善安置在“新芽”中心，接受了专业的心理疏导和照料。
“小勇他……现在怎么样？”林知墨问，声音不自觉地放缓。
“好多了。”陈社工欣慰地说，“刚来的时候不说话，晚上做噩梦。现在虽然还是有点内向，但愿意跟社工和别的小朋友交流了，也慢慢开始笑。他特别记得你，老是问‘林叔叔’什么时候再去看他。我们告诉他，林叔叔是警察，很忙，要抓坏人。他就说，那他画幅画送给林叔叔。”
她轻轻揭开旧画报纸，里面是一张十六开的白色硬卡纸。画用彩色蜡笔完成，笔触稚嫩却用力。
画的主体，是一个戴着大盖帽（画得有点像蘑菇）的警察叔叔，怀里抱着一个笑容灿烂的小男孩。警察叔叔的帽檐有点歪，但表情很温和。最引人注目的是，警察叔叔的背后，画着一对巨大、色彩斑斓的翅膀，像是蝴蝶，又像是天使的羽翼，几乎占满了画面的上方空间。画的右下角，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小勇”。
办公室安静下来。沈冰看着画，眼眶微微有些发红。连刚走进来、准备找林知墨说事的秦铁山，也停住了脚步，目光落在那幅画上。
林知墨静静地看着画，看了很久。他伸出手，指尖极轻地拂过画纸上蜡笔的痕迹，仿佛能感受到孩子作画时那份全神贯注的心意。画中的警察形象并不威武，甚至有些笨拙，但那对翅膀，和画中孩子灿烂的笑容，却充满了最质朴也最强大的力量——那是被保护后的安心，是对“守护者”最纯粹的想象与感激。
一种陌生的、温热的情绪，缓缓流过林知墨素来以理性构筑的心防。前世，他研究犯罪，撰写论文，获得学术声誉，但很少如此直接地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成果，会以这样一种毫无保留的、充满生命力的形式反馈回来。
“这孩子……”他低声说，声音有些哑。
“小勇说，”陈社工柔声转述，“‘林叔叔有翅膀，会飞，把我和其他小朋友从黑屋子里救出来。有翅膀的警察叔叔，最厉害！’”
秦铁山走过来，粗大的手掌拍了拍林知墨的肩膀，力道不轻，语气却难得地温和：“行啊，知墨，都成会飞的天使警察了。”他凑近看了看画，咧嘴一笑，“画得不错，就是你这帽子……跟个蘑菇似的。”
沈冰悄悄拿起桌上一台傻瓜相机——这是局里配给特行组用于现场取证的新设备——对着桌上的画和林知墨的侧影，轻轻按下了快门。咔嚓一声轻响，定格了这个瞬间。
林知墨没有理会秦铁山的调侃，他小心翼翼地将画拿起来，走到办公室一侧空白的墙壁前。那里原本光秃秃的，只有一些水渍印子。他找来图钉，将画端端正正地钉在了墙上，位置不高，正好在他抬头就能看到的地方。
画纸微微颤动，画中警察背后的翅膀，在白色墙壁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鲜明。
“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奖章。”林知墨转身，脸上露出一个极浅、却真实的笑意。这笑容冲淡了他常年笼罩的疏离书卷气，显得生动而温暖。
秦铁山怔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铁汉柔情啊！看不出来，咱们林大顾问还有这一面！”
沈冰也抿嘴笑了，看着墙上那幅画，又看看林知墨，眼神清澈。
陈社工完成任务，欣慰地告辞离开。
傍晚下班时，夕阳的余晖恰好透过窗户，洒在那幅画上，给蜡笔的线条镀上了一层金边。林知墨最后检查了一遍办公室，目光落在画上，停留了片刻。
当晚，回到简朴的宿舍，他照例翻开日记本。这本子记录了他重生以来的思考、案件分析和自我剖析。在最近一页，他原本写着一个问题：“在技术与制度之外，警察工作的终极价值锚点何在？”
那是他在经历烂尾楼事件、面对“教师”的拷问和庞大犯罪网络时产生的困惑。打击犯罪是职责，完善制度是追求，但支撑个体警察在漫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