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叫什么事儿？
老朱这套户籍制度，本质上就是牺牲了所有人的职业选择自由，由此换来大明开国之初的一系列的稳定和高效。
就比如军户和匠户，开国之初，非常好用。
但等到数十年后呢？
工匠的后代们没有天赋，还叫他们干工匠？
没有这个能力晓得吧？
你想不想干都得干！这就造成后来工匠的水平越来越差。
也因为匠籍的约束，导致工匠消极、怠工，只能干朝廷定下的定向工程，这也导致技艺水平长期停滯。
到了明朝中期开始，恶果开始显现，尤其是土木堡之后，工匠们就连工程都造不好，连军队所需要的军备都造不齐，各种扯后腿————
至於军户，世袭制也导致明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弱，就连普通百姓家中都不与军户通婚，產生了这样的鄙视链。
保家卫国的军人，还因为自己的身份被人鄙视，也不能选择自己的职业，长久下来，能好好为你大明卖命才怪。
社会失去流动性，静的如同一潭死水一样，这就是朱元璋要的小农经济社会。
这套制度从颁布的一开始，就引起了大量逃户，单是去年苏松一地，一年產生的逃户就超过一万。
一个更可怕的后果是，里甲制度一旦开始施行，这些逃户逃跑，留下几十万两银子的税收缺口，需要平摊到连坐的百姓们头上，大家一起掏银子补齐。
重压之下，逃户只会越来越多，这不是逼百姓们造反吗？
胡翊深知道这些，所以便將心里话说给了朱元璋听。
也是朱静端昨日那句话给了他底气，既然已经怀了胡家的骨血，做父皇的还能杀了駙马，叫女儿和外孙守寡吗？
由是如此，胡翊今日才能敞开天窗说亮话，道出了他设计出的这些制度中的重大缺陷部分。
这也就是洪武三年，还吃了治甲亢药的朱元璋在此。
要是换了十年后的朱元璋，连马皇后都不一定能够治住，胡翊敢说这些话，怕是跟李文忠一个下场。
已经丟官罢职，被圈禁回长公主府了。
但四十岁出头的朱元璋，显然还没有后来的那般偏执，他又正是壮年，治国理政的东西现在也还在学习之中。
女婿所说的这些东西，同样也在给他敲响警钟。
只是，叫他改如今的户籍制度，朱元璋心中却不会动摇。
他直接跳过了这一点，挥手示意女婿继续往下说。
胡翊这便开始提起了第二点——“减负”！
“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减负了。”
胡翊开口说起道：“现在大明的税难收，新提拔上来的官员们，一听说要分去户部，一个个將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
税难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头税难收，这主要集中在贫民百姓们身上。
北方的人头税大致在三钱—五钱银子之间，南方的人头税在五钱银子—一两三钱、一两四钱之间。
百姓们生育的子嗣多，一户人家大都有好几个子女，甚至还有许多一户七八个孩子以上的。
朝廷从年满16岁的男丁身上收人头税，家中一旦多几个男丁，再加上当家的男主人，那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哪怕就按一人五钱银子算，家中每年要交好几两银子，便逼得百姓们入不敷出。
丰年的时候，自家有土地的，交了丁税、田赋还能剩下一些粮食，但家中有那么多人，註定是养不活，都有极大的可能卖儿卖女。
到了灾年倘若粮食欠收，极有可能这一年打来的粮食只够交丁税，甚至还不够。
家中无粮，百姓们只得去借高利贷，越借越还不上，就是这个道理。
小婿听陶安回来说过，他在江西发现大量逃户，居住在深山老林里。
原因便在於家中生的男丁太多，根本不敢回家，一旦交起了丁税，那就是家破人亡，卖儿卖女都不够抵税的。
这些男丁们或在母亲的带领下，或在稍大一些的兄长们带领下进山，无法被计入黄册之中，最终在山林里面做了野人，就连回家与父母相见都得偷偷摸摸的，一旦被抓住，这家人便如同天塌了一般，顷刻间就要被官府缉拿。
陶安说，他这一路賑灾，见识了不少这样的野孩子”，当地官府也陷入两难。
这人头税是催呢？还是不催？
不催，税款交不上，他们的脑袋不保。
催了，那些野孩子”的父母全家，要么当逃户，要么只能活活等死，这又是丧尽天良之事。
就是这样，底层的百姓们还连个病都不能生，生了病也只能硬抗，因为根本没有钱医治，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