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浩携杨蜜早早来到了会场。
吴浩对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
他觉得，他的这部《信號》，不输给2009年获奖的那一部原作。
甚至在情感层次和视觉表达上，他还做了一些关键性的改良。
他的这一部《信號》，节奏更稳、情绪更细腻。
尤其是结尾那场无声的告白，他调整得更加自然、更具穿透力。
吴浩坐在座位上，心里分析著其他的入围短片。
今年最大的竞爭对手，依然是原本在2006年获得坎城最佳短片奖的《sniffer（嗅探者）》。
这是一部来自挪威导演bobbie peers的黑色幽默短片。
全片十五分钟，以荒诞又尖锐的笔触勾勒出社会边缘人的生存困境。
技术成熟、讽刺意味浓烈，情感衝击也十分直接。
吴浩在心里快速对比著：
《sniffer》胜在议题犀利、风格突出，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而《信號》则更侧重於內在情感的流动。
靠视觉语言和沉默敘事传递深情，整体气质乾净、留有余味。
更重要的是，今年的评委会主席是王加卫。
吴浩很清楚王加卫的偏好。
他钟情於那些充满氛围感、情绪层次丰富的作品。
《信號》中那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沉默之下汹涌的情感，恰恰符合王加卫一贯的美学体系。
就在这时，大约二三十个人，带著一股沉鬱的力量感走进了会场。
这群人，他们的衣著普通甚至有些陈旧，与周围光鲜亮丽的电影人格格不入。
这群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为首的是一位面容沧桑的中年男人，他身边跟著几位同样神情严肃的同伴。
他们没有大声喧譁，而是默默地迅速展开了几条手写的標语牌：
“sniffer is our voice!”（《嗅探者》是我们的声音！）
“see the unseen!”（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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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 the truth!”（褒奖真相！）
他们选择站在会场侧后方足够显眼的位置，举起標语，沉默地站立著。
一种无声的诉求在会场里瀰漫开来。
很快，记者们的镜头纷纷转向了他们，闪光灯开始在这群普通人身上闪烁。
媒体的关注给了他们勇气，他们开始低声地呼喊起来。
起初是英语，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听懂：
“justice for the invisible!”（给隱形人公正！）
“award the sniffer!”（奖项给《嗅探者》！）
隨后，他们又用母语呼喊起口號，声音充满了真挚的情感。
他们的行为引来了电影节保安人员的注意，几名保安迅速上前，试图劝阻他们离开。
但这群人表现得很克制，没有衝突，只是坚持举著標语。
並用带著口音的英语对保安和周围的媒体解释：
“我们只是希望人们看到，希望评委看到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我们。”
“它说出了我们的故事，这很重要。”
“我们不是来捣乱的，我们只是来请求一个公正的判断。”
他们的出现和行动，瞬间將会场从艺术的层面拉回到了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中。
毫无疑问，《sniffer》所承载的已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艺术价值，更附加了强烈的社会呼声和现实重量。
这无疑给评委们，特別是主席王加卫，出了一个难题：
是选择纯粹个人化、情感內敛的《信號》，还是选择由现实苦难磨礪而成、带著社会吶喊的《sniffer》？
会场內的骚动迅速引起了电影节组委会的高度关注。
评委会主席王加卫，与身旁几位核心评委低声交换了几句意见。
他们直接在现场召开了一场简短的紧急会议。
几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评委，態度鲜明地分成了两派，气氛一时有些凝滯。
一位来自北欧的女评委坚定地说道：“《sniffer》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已经远超短片本身。”
“场外那些人的出现，不是干扰，恰恰是电影与社会產生共鸣最真实的证明。我们应该倾听这种声音。”
另一位来自北美的资深导演立即反驳道：“艺术评价必须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