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焕勃听著，脸上的笑容渐渐淡去，眼神变得有些深邃。阎解成……於莉……
这两个名字联繫在一起，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记忆深处某个被刻意封存的角落。一些来自“原剧情”的、破碎而荒诞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现出来。
在那些画面里，於莉……確实是阎解成的妻子。他们挤在阎家那间狭小、阴暗、终年不见阳光的倒座房里，为了每个月少得可怜的工资上交多少、伙食费给多少、甚至晚上用电灯超过多久都要算计，而跟阎阜贵精打细算，爭吵不休。於莉精明、能干，却也带著那个时代底层小市民被生活磨礪出的、略显刻薄的算计。她和阎解成的婚姻，更像是一场基於生存需求的、充满琐碎爭吵和互相埋怨的凑合。阎解成懦弱、没多大本事，在阎阜贵的阴影和算计下艰难喘息。他们似乎……一直没有孩子？为什么没孩子？原剧里没有明说，但那种长期营养不良、精神压抑、经济困窘的环境……
王焕勃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前院阎家的方向。阎家四个孩子，阎解成、阎解放、阎解旷、阎解娣，他穿越过来这几年，是看著他们长大的。一个个都像豆芽菜似的，面黄肌瘦，身材比同龄人矮小一大截。尤其是阎解成，都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了，站在那里，却总给人一种单薄、畏缩、底气不足的感觉。原剧里，於莉和阎解成婚后多年无子……现在想来，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居住环境差、婆媳（实际是公公）矛盾那么简单。阎解成从小在阎阜贵那“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的“教诲”和极度抠门的“养育”下长大，吃的都是什么？棒子麵粥稀得能照见人影，窝头硬得能当砖头，咸菜丝被阎阜贵用线量著分，一人几根，多一点都没有。偶尔吃个鸡蛋，那得是过年，或者阎阜贵心情极好、或者有求於子女的时候。这样的饮食，能有什么营养？身体能发育得好？长期营养不良，必然影响生理机能，精子的质量和活力……恐怕真的堪忧。
而阎阜贵，真的就那么穷吗？王焕勃心里冷笑。原剧里，阎阜贵可是四合院里第一个买自行车的人！虽然是二手的，但在那个年代，没个一百多块根本下不来。他也是第一个买收音机，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家！要知道，院里工资最高的一大爷易中海，八级钳工，一个月九十九块；二大爷刘海中，七级锻工，工资也不低。可这两位，在原剧那个时间线里，都没有置办齐这“三大件”！他阎阜贵，一个整天把“二十七块五”、“养活一大家子不容易”掛在嘴边的穷酸小学老师，凭什么？
除非……他根本不是他哭穷的那么穷！
王焕勃忽然想起，红星小学，是红星轧钢厂的厂办子弟小学。而红星厂，从他到来之后，早已不是原来的红星厂了。它现在是红星联合工业总公司，是直属於中央的工业巨头！其效益、福利、对下属单位的投入，是原来的轧钢厂拍马也赶不上的。作为厂办小学的资深教师，阎阜贵的工资，绝对不可能只有他自己整天嚷嚷的二十七块五。据王焕勃所知，现在红星系统內，普通小学教师的工资，算上各种补贴、福利，平均水平也在四十块左右。阎阜贵教龄长，还是“资深”教师，只会更高，不会更低！而且，红星厂效益好，逢年过节的福利，米麵油肉蛋，甚至一些工业券、布票，都没少发。阎阜贵家孩子多，负担是重些，但绝没有到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快要揭不开锅的程度。
那他为什么一直要装穷？哭穷？
王焕勃结合原剧剧情，再观察阎阜贵平日的做派，渐渐明白了。这是一种极致的、已经融入骨髓的算计和自我保护。哭穷，是为了避免別人借钱、借东西。你看我都穷成这样了，你好意思跟我开口？哭穷，也是为了在人情往来，尤其是院里的红白喜事、集体花费上，能少出就少出，能不出就不出。“三大爷家困难，大家多担待”，成了他最好的挡箭牌。而攒下的钱，则被他用来置办那些能彰显“体面”、带来便利（如自行车），或者提供精神享受、满足虚荣心（如收音机、电视机）的“大件”。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属於他阎阜贵的资產，別人借不走，也分不去。这是一种扭曲的、將所有安全感建立在物质积累和对外“防守”上的生存哲学。对自己，对家人，都苛刻到了极点。
想通了这些，王焕勃再看刚才阎解成的举动，就更多了几分可悲和可笑。阎解成在阎阜贵这种极度压抑和算计的环境下长大，內心极度渴望认可，渴望出人头地，渴望摆脱父亲的控制，过上好日子。红星摩托车厂的工作，给了他希望。一个月三十五块的预期工资（转正后），五年后可能分到的新楼房，这些“美好前景”让他膨胀，让他產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他看到美丽、大方、气质与院里那些姑娘截然不同的於莉时，这种膨胀和幻想，在瞬间被点燃，扭曲成了一种“她本该属於我”的荒谬执念。他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那尚未完全到手的前途，詆毁在他看来“没出息”的傻柱，甚至不惜动手拉扯，试图“爭取”。这行为固然无耻，但深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