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曾经荒僻、沟壑纵横的土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光里，经歷了一场堪称“改天换地”的蜕变。如今，这里矗立著一片令人瞠目结舌的建筑群，如同神话中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仙家楼阁，以其前所未有的高度、规模和现代感，强烈衝击著每一个目睹者的视觉和认知。
这里，就是红星联合工业总公司倾力打造的“红星职工生活区一期工程”——整整二十栋高达十八层的住宅楼，如巨人列阵，整齐地排列在精心规划的道路网格中。楼体外墙是清爽的米黄色涂料，配以浅灰色的装饰线条，线条简洁挺拔，在秋日高远的蓝天下，显得分外雄伟而洁净。每一栋楼的侧面，都清晰標註著巨大的红色楼號，楼顶竖立著接收无线电广播的天线杆，更高处，是確保建筑安全的避雷针，在阳光下闪烁著金属的光泽。
最引人注目的，是每栋楼外墙面上，那规律排列的、明亮通透的玻璃窗，以及窗户旁垂下的、顏色各异的窗帘。与京城各处常见的、低矮拥挤、外墙斑驳的“筒子楼”或大杂院相比，这里的建筑透著一股前所未有的“洋气”和“阔气”。而楼体侧面，那自上而下贯穿的、带有网格状安全网的竖井，以及井道內隱约可见的钢缆和导轨，则无声地宣告著一个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只存在於传闻和电影里的奢侈存在——电梯。
楼宇之间，不再是泥泞的土路或杂乱无章的棚户，而是铺设了平整水泥路面的宽阔通道，路旁预留了行道树坑，来年开春便將种下绿树。小区的中心区域，开闢了一个小巧但功能齐全的街心花园，有凉亭、石桌石凳，有单槓、双槓等简单的健身器材，更有让所有路过的孩子都挪不动脚步的——滑梯、蹺蹺板和旋转木马！这些色彩鲜艷的儿童游乐设施，是王焕勃特意叮嘱加入的，他说：“工人的孩子，也应该有快乐玩耍的天地。”此外，按照规划，小区內还將配套建设一个综合性的“红星生活服务社”（相当於供销社）、一个可容纳近百名幼儿的託儿所、一个配备基本医疗条件的诊所。最令人嘖嘖称奇又暂时不太理解的是，每栋楼的地下，都挖出了巨大的空间，据说叫“地下停车场”，而地面上，楼宇之间也划出了许多整齐的方格，叫“地上停车位”。停车？停什么车？现在整个北京城，除了单位公车和极少数的领导专车，谁家有车可停？人们大多觉得，这恐怕是王总工“想得太远”了。
这片“广厦”的落成，如同在古都北京投下了一颗“建筑原子弹”。消息早已不脛而走，引得全城瞩目，议论纷纷。当其他工厂的工人们，还一家数口甚至三代人挤在十几二十平米、没有独立厨房厕所、每天需要到公共水房打水、去公共厕所排队、在楼道里架炉子做饭、被烟燻火燎和邻里纠纷困扰的“筒子楼”或大杂院里时，红星厂的工人们，竟然要住进带电梯、有独立厨房厕所、三室一厅还带宽敞阳台的“高楼大厦”了！
嫉妒，如同野草般在无数人心中疯长。
“我的老天爷，十八层！这得住多高？晕不晕？”
“听说里面有电梯，一按电钮就上去了，不用爬楼梯！”
“三间房！还有厅！独立的厨房厕所！这……这得是多大干部才能住的吧？”
“红星厂这是发了什么横財？上面这么偏心？”
“啥也別说了，赶明儿托人问问，红星厂还招工不？扫厕所我都去！”
红星厂的招工指標，瞬间在黑市上变得有价无市，价格被炒上了天，却依然一“额”难求。而红星厂的单身青工，更是一跃成为北京婚恋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硬通货”。无数大姑娘小媳妇，乃至她们背后的家庭，都做著同一个梦：嫁个红星厂的工人，住上那带电梯的楼房！介绍人踏破了门槛，姑娘们的秋波明里暗里地送，红星厂的小伙子们走路都带著风，腰杆挺得笔直。
然而，房子盖好了，如何分配，成了摆在红星厂领导班子面前，比盖楼本身更复杂、更考验智慧和魄力的难题。全厂近六万职工，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户数以千计，而一期只有二十栋楼，每栋4个单元，一梯4户，除去一层部分作为物业和管理用房，满打满算，也就一千五百多套房子。狼多肉少，如何分，才能让大多数人服气，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职工干劲，而不是引发矛盾和混乱？
厂党委扩大会议开了好几次，烟雾繚绕，爭论激烈。最终，在书记姚江何、厂长杨卫民、总工程师王焕勃和分管后勤的副厂长李怀德这“四巨头”的主导下，一套相对完善的分配方案逐渐成形。
首先，是定下基调。“这次分房，必须向生產一线、技术骨干、劳动模范和有特殊贡献的职工倾斜！”姚江何书记一锤定音，“房子是拿来住的，更是拿来激励人、留住人才的！不能搞平均主义，更不能让投机取巧的人占了便宜。”
其次，是领导干部带头“高风亮节”。在第一次討论分房名单时，王焕勃、姚江何、杨卫民、李怀德四人相互看了一眼，几乎同时开口：“我们几个，这次就不参与了。”他们给出的理由很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