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但杨晓菊脸上却没有多少信心。

    她来市政府上访过三次，第一次是被劝回去“等通知”，第二次是被告知“正在调查”，第三次乾脆连门都没进去。

    要不是今天史书记亲自去接她，她可能还在信访办门口坐著。

    “林市长……”杨晓菊颤抖著手，从隨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个塑胶袋：“这是我男人……最后留下的东西。”

    塑胶袋里是几样零碎物件：

    一部旧手机，屏幕已经摔裂了；一个皱巴巴的香菸盒；还有几张撕碎的纸片，边缘参差不齐，像是从本子上匆忙撕下来的。

    “这是……”史连堂接过塑胶袋。

    “手机是他那天出门带的，回来时屏幕就碎了。”杨晓菊说：“香菸盒是他常抽的牌子，里面……里面有几张纸条。”

    史连堂小心地打开香菸盒。

    里面没有烟，只有三张叠成小方块的纸条。他展开第一张，上面用原子笔歪歪扭扭地写著一串数字：“3.18-苏-8000”。

    第二张写著：“4.23-李-5000”。

    第三张只有两个字：“袁-鱼”。

    “这是什么意思？”林东凡问。

    杨晓菊摇摇头：“我不知道。我男人他……他没什么文化，记帐都是隨便记。这些数字，可能是钓场的收入，也可能是欠帐。他以前跟我说过，有些老板来钓鱼不给现钱，都是记帐，年底一起结。”

    她指著“袁-鱼”那张纸条：“这个袁，应该就是袁局长。他每次来钓完鱼，都不给钱，就说记在苏总帐上。我男人不敢要，就只能记下来。”

    史连堂仔细看著那几张纸条，眉头微皱：“这些信息太零碎了。日期、姓氏、金额，没有任何具体说明，无法列为证据。”

    杨晓菊哽咽道：“我男人他胆子小，从来不敢得罪人。那个袁局长每次来，他都嚇得说话都结巴。有次袁局长喝多了，在空调房里摔杯子，我男人嚇得一晚上没睡著……他怎么可能敢留什么证据？”

    林东凡沉默了。

    是啊，一个老实巴交的钓场老板，面对国土局副局长这样的实权人物，除了忍气吞声，还能做什么？

    林东凡郑重其事地安慰道：“这些材料我们先收下，你放心，你丈夫的案子，我们一定会查到底。”

    杨晓菊的眼泪又下来了：“林市长，我不求別的，就求个公道。我男人不能白死……”

    “不会白死。”林东凡说：“我向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