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宫。
韦格纳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著三份厚厚的报告。
一份来自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是关於“全国党政机关思想状况摸底调查”的初步结果。
一份来自台尔曼的內务部，標题是《地方行政中的非组织性倾向观察》。
第三份是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联名提交的《关於党內民主机制运行情况的若干意见》。
报告中的有些变化，让韦格纳皱起了眉头。
施密特的报告用数据说话：
过去六个月，全国各级党组织共举办理论学习班1.2万场，参与党员87万人次。工会组织的工人夜校再教育覆盖了62%的產业工人。农村的思想再教育覆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成绩是显著的。”
报告里写道，
“绝大多数党员和群眾对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生產积极性高涨，国家认同感强烈。”
“但在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韦格纳翻到下一页。
地方保护主义依旧存在，巴伐利亚州在工业原料调配上屡次以“本地发展需要”为由，拖延或削减向萨克森州的计划调拨量。
黑森州与图林根州在铁路建设规划上有各自为政的苗头，导致浪费预算约300万劳动马克。
而下萨克森州某县在庆祝农业合作社丰收时，在会场悬掛了“在韦格纳主席思想指引下”的巨型標语。
莱茵兰地区某工厂將“完成韦格纳主席下达的生產任务”作为劳动竞赛口號。
初步统计，全国各级单位在过去半年使用类似表述的文件、標语、讲话稿超过300例。
在部分行政部门出现“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
科隆市工业局为审批一个小型合作社的成立，要求提交27份表格，流程耗时98天。
基层干部反映，“这种情况时常发生”。
韦格纳放下报告，揉了揉鼻樑。
他起身走到窗前。
“诺依曼同志。”
韦格纳对秘书说，
“通知政治局，明天上午开紧急会议。还有，请施密特同志现在来一趟。”
半小时后，施密特坐在了韦格纳对面。
“主席，报告看完了？”施密特问。
“看完了。”
韦格纳点了支烟，
“比我预想的要严重。特別是个人崇拜这一项。三百多例……这还只是你们统计到的。”
“实际可能更多。”
施密特说，
“很多基层单位认为这是对党组织『表达忠诚』的方式。
我查阅了歷史档案，类似现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中也出现过，在俄国革命后……”
“我知道，歷史上几乎所有革命政权都会经歷这个阶段。
领袖被神化，思想被教条化，批评的声音被压制。
然后这个政权就开始僵化，开始腐败，最终走向反面。”
“您担心德国会走上那条路？”
施密特问。
“我担心的是任何革命政权都可能走上那条路。”
韦格纳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
“权力是腐蚀性最强的东西。
它会让人產生错觉，以为自己永远正確，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而周围的人——出於恐惧、出於利益、出於懒惰——会不断强化这种错觉。”
“列寧同志在病床上还在写关於官僚主义的警告。
他说，苏维埃政权最大的敌人不是白卫军，不是外国干涉军，而是我们自己內部滋生的官僚主义。”
韦格纳转过身，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敌人已经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施密特点头：
“我已经起草了一份《关於反对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倾向的党內通知》，准备提交政治局討论。”
“不够。”
韦格纳说，
“通知发下去，下面的人会怎么执行？大概率是开个会，表个態，然后一切照旧。我们需要更彻底的办法。”
“您的建议是？”
“三件事。”
韦格纳竖起手指，
“第一，公开批评。要在《红旗日报》上发文章，点名批评那些搞个人崇拜的地方单位。
要点名道姓。让全国都知道，党中央反对这个。”
施密特略微皱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