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阿生，他正蜷缩在那个能够自动记忆体型的智能沙发深处，脊背弓起。在这个恒温二十四度的无菌房间里，他像是一只被迫冬眠的冷血动物，正在试图用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来抵御某种并不存在的寒冷。光线从窗外的霓虹灯牌透进来，经过防爆玻璃的滤光处理，变成一种病态的惨白，打在他瘦削的肩胛骨上。在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他那层光滑得没有任何毛孔的皮肤只是一件并不合身的紧身衣，只要我找到那个隐秘的拉链，或者用指甲用力划开一道口子，就能剥下这层名为“人类”的伪装，露出底下那层真正属于他的、布满墨绿色鳞片的、湿漉漉的爬行动物躯体。
“帮我把窗户关紧一点。”他低声说，声音像是从很深的水底冒上来的气泡，带着一种频率不稳定的颤抖，“我听见雨声了，像是有无数个死人在敲打玻璃。”
其实窗户已经锁死了，那是某种看不见的力场，将我们与外面那个光怪陆离、精密运转的世界隔绝开来。外面的雨并不是真正的雨，那是城市清洁系统在午夜定点喷洒的化学清洗剂，为了冲刷掉白天在这个完美的赛博格社会里滋生出的、名为“情绪”的灰尘。但我们需要这种潮湿，需要这种被液体包裹的窒息感，来确认我们还没有干涸成一串枯燥的数据。我走过去，手指无意间触碰到他后颈那块微小的植入体接口，那里比周围的皮肤温度低了零点五度，生了一层薄薄的电子锈迹。这是他唯一的破绽，是他作为一个“错误”的证明。在这个基因编辑已经普及、所有人都趋向于审美平均值的时代，保有某种“不完美”是一种原罪，而我们就是那两只混入人类舞会的鳄鱼，披着仿真人皮，时刻担心会被那些有着恒温体温的正常人识破，担心被送进处理厂，被剥皮抽筋，做成一只精美的手袋。
阿生突然坐起来，手里捏着一个不知从哪个废墟层淘来的旧铁皮罐头，上面的标签已经褪色，只能隐约辨认出黄色的水果图案和一串模糊的日期，似乎停留在一个叫做“五月一号”的日子。他盯着那个日期，眼神里透出一种近乎病态的执着，像是那个总是戴着墨镜、在便利店里寻找特定日期的警察，试图在时间的尸体上寻找一点点防腐剂失效的证据。
“你说，是它先过期，还是我们先过期？”他问。
这是一个伪命题。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过期，一切都可以被修复，被替换，被重启。记忆可以上传云端，□□可以纳米重塑，死亡已经被攻克了，我们失去了终结的权利。只有这个罐头，这个来自旧时代的遗物，它里面封存着真正的、会腐烂的时间，那是一种甜腻的、正在转化为酒精的死亡的味道。我们守着它，就像守着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或者一个关于爱情期限的古老诅咒。如果在那个日期到来之前，它没有炸开，如果在那之前没有人爱我，我就把自己扔掉，扔进那个充满垃圾和废弃代码的回收站。
为了逃避这种令人窒息的永恒，我们开始出门，避开那些主干道上川流不息的物流胶囊和面容完美的人群，像两只畏光的蟑螂，钻进这个城市庞大而复杂的地下管网。那里有一条极长的、废弃的过街隧道，头顶的照明灯管坏了大半，剩下几根发出高频的、极其不稳定的蓝光。那种蓝不是天空的蓝，不是海洋的蓝，而是一种只有在显像管故障、或者视网膜神经受损时才会出现的、带有辐射味道的化工蓝。光影在墙壁上拖曳出长长的残像，时间和空间在这里发生了奇异的扭曲。
阿生走在前面，穿着那件大两号的复古夹克，袖口磨损了，随着他的步伐晃动。电子乐的鼓点似乎就在这蓝色的空气里震动，单调，重复，催眠。看着他的背影，我的记忆开始出现断层，视网膜上的像素块开始重组，我仿佛看到几十年前的那个画面重叠在了此刻——那不是阿生，而是一个长发飞扬的女人，手里夹着一支烟，在这条蓝色的甬道里奔跑。她跑得那么轻盈，却又那么绝望，时不时地回过头来，看向镜头，看向我，看向那个一直在身后追逐着她的、虚无的时间。那一刻，我分不清我是谁，我是那个举着摄像机的人？还是那个在两个男人之间来回游荡、试图寻找自我却最终迷失的幽灵？又或是那个在未来的某一天，回过头来审视这段青春的旁白者？
我们被困在这个长镜头里了。无论我们怎么跑，无论换了多少个身份，多少个名字，我们最终都会回到这条蓝色的隧道里，重复着那个回头的动作。看着过去，却无力改变，走向未来，却发现未来只是一片虚无的白光。
“喂。”阿生突然停下来，回过头。
蓝色的光打在他的侧脸上，让他的神情看起来既迷离又冷漠，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那种姿态像极了那个关于千禧年的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