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谢金城现在那套大平层里，恒温恒湿系统制造出的那种干燥、精英式的体面。那三两年的记忆，像是一块吸饱了脏水的海绵，稍微一用力挤压，就会流出浑浊的、带着铁锈味的液体。
那是在五环外，一个被城市规划遗忘的老旧小区。六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声控灯常年是坏的，每一次上楼都需要用力跺脚，像是在向这座沉默的建筑宣示某种无力的愤怒。
我们合租的房子只有四十平米。墙皮因为受潮而剥落，露出里面灰败的水泥，像是一种久治不愈的皮肤病。
那时候我们刚毕业，穷得坦荡，也穷得惊心动魄。贫穷是一种极好的防腐剂，它暂时封存了阶级，也模糊了性别的边界。因为在生存这个巨大的命题面前，所谓的性取向，就像是肚子饿时讨论吃法餐还是日料一样，是一种极其奢侈的矫情。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老小区的暖气管道老化，屋里的温度常年徘徊在一种让人绝望的低值。
为了省电费，我们约定不开电暖气。两个大男人，挤在一张一米五的单人床上。
那种拥抱没有任何情色的意味，纯粹是两个恒温动物在极端环境下的抱团取暖。他的后背贴着我的前胸，脊椎骨凸起，硌得我生疼。我能感觉到他的体温，那是年轻雄性特有的、像火炉一样旺盛却又被现实压抑的体温。
我们就像两只被困在罐头里的沙丁鱼，浸泡在廉价的黑暗里。
“知序，睡了吗？”
黑暗中，谢金城的声音传来，带着鼻音。
“没。”我盯着天花板上那块像地图一样的霉斑。月光透进来，那块霉斑看起来像是一张扭曲的人脸。
“你说，咱们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他翻了个身，面对着我。
他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带着廉价牙膏的薄荷味，和一点点胃里反上来的酸气——那是晚餐吃多了打折泡面的后遗症。这种味道并不好闻，但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它构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热源。
“快了。”我把被子往他那边掖了掖，“等你拿到那个大厂的offer，咱们就搬出去。”
“我有时候在想……”他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手在被窝里摸索着，抓住了我的手腕。
他的手心全是汗，湿热，黏腻。
“想什么？”
“想如果你也是个女的就好了。”他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一种孩童般的残忍，“或者我是个女的。咱俩就在这破房子里过一辈子，也挺好。”
我浑身僵硬。
那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瞬间。在这四十平米的真空里，社会规则暂时失效了，荷尔蒙和绝望混合在一起，发酵出一种名为“私奔”的幻觉。
那一刻，我几乎要脱口而出：“男的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过。”
但我没有。
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到了窗户上凝结的冰花，那是室内外温差对抗后的尸体。还有角落里那个接漏水的塑料盆，正发出“滴答、滴答”的死板声响。
这就是现实的节拍器。
它在提醒我：这种所谓的“过一辈子”，不是浪漫，是发烂。
如果我们就在这里沉沦，那么这段感情最终会像墙角的霉菌一样，在贫穷和琐碎中疯狂滋长，然后发黑、腐烂，最后把我们两个人都变成散发着霉味的中年失败者。
他是要飞去金山插旗的人，不能烂在我的泥沼里。
“别说疯话。”我抽回手，转过身背对着他，声音冷硬得像窗外的冰凌，“赶紧睡。明天还得早起挤地铁。”
身后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那叹息声很重，像是某种重物落地的声音。
第二天，谢金城发烧了。
三十九度八。他烧得浑身滚烫，缩在被子里像只煮熟的虾米。
我不舍得打车，背着他下了六楼，去社区诊所输液。
那天风很大，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谢金城趴在我的背上，意识模糊地哼唧着。他的重量压弯了我的脊梁，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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