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周二，或者周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酒瓶快空了，而电视里的声音开得很大。
那是一台我们需要用力拍打侧面才能让画面停止抖动的旧电视机。屏幕上，一个穿着亮片西装的主持人正因为一个糟糕的笑话而笑得前仰后合，露出一口白得不自然的牙齿。
劳拉坐在沙发的那一头，脚趾甲上涂着那种鲜艳得令人不安的红色指甲油。她正在用一把不再锋利的小刀削苹果。皮断了，她叹了口气，像是刚刚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
“不管是哪里，”她说，眼神没有离开苹果，“只要不是这里就行。哪怕是去那种除了沙子就是仙人掌的地方。”
她在说旅行的事。这是我们最近唯一的谈资。我们假装在计划一次永远不会发生的旅行，以此来掩盖我们甚至付不起下个月有线电视费的事实。
“亚利桑那，”我说，晃了晃杯子里最后一块融化的冰，“或者是新墨西哥。那是以前核试验的地方。我们可以去看大坑。”
“我不想看大坑，”劳拉说，终于切下了一块苹果，但没有吃，只是放在茶几上那张满是油渍的披萨传单上，“我想看水。很多水。淹没脚踝的那种。”
我看着她。她穿着那件领口有些松垮的灰色卫衣，那是我的衣服。她把头发随便扎在脑后，几缕油腻的发丝垂在耳边。我记得三年前我曾觉得这很性感，那种颓废的、漫不经心的美。现在，我只觉得那是一种放弃。我们都在放弃。
“那就去海边，”我说，“虽然海边只有死鱼和防晒霜的味道。”
就在这时，声音传来了。
那不是一声尖叫，也不是那种电影里夸张的撞击声。那是一种沉闷的、湿润的声响，就像是一大袋浸透了水的旧报纸被狠狠地摔在水泥地上。噗。紧接着是一阵令人耳鸣的寂静。
劳拉手里的刀停住了。“那是什么？”
“不知道，”我说。但我其实知道。那种声音里有一种终结的意味，不像是汽车爆胎，也不像是谁家打翻了花盆。
“你去看看，”她说。
我没动。我看着杯子里的柠檬片，它像一具浮尸一样在杜松子酒里打转。“可能是楼下的猫。或者那个总是醉醺醺的邮差摔倒了。”
“去看看。”她坚持道。
我站起来，膝盖发出一声脆响。我走到窗边，那是三楼。窗帘有一半脱落了挂钩，耷拉着像一只受伤的翅膀。我把那一角掀开，往外看。路灯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照亮了下面狭窄的街道。
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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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
“是什么？”劳拉在背后问。她甚至没有站起来。
“是那个穿风衣的人，”我说，“住五楼的那个。或者是四楼。总是低着头走路那个。”
“他怎么了？”
“他躺在那儿，”我说，声音出奇地平稳，仿佛我在描述一袋垃圾的位置，“腿折得像个‘Z’字。我想他是跳下来了。或者是失足。反正他不动了。”
劳拉终于放下了手里的刀。她走过来，赤着脚踩在地板上。她挤到我身边，身上有一股苹果和廉价香水的味道。她把脸贴在玻璃上，呼出的气在那层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