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京郊李家庄。

    老李头蹲在地头，手里攥著一把冻得硬邦邦的泥土。

    他盯著眼前这片三分大的地，嘴唇微微发抖。

    “真能收？”他儿子李大柱拿著锄头，也盯著那片地。地里早就没了藤蔓，只剩下冻得发白的土垄。

    “官府说能。”老李头吐出这句话，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

    三个月前，里长带著几个衙役来村里，说太子殿下有令，推广红薯种植。

    每户按人头分种薯，秋后还种即可。

    老李头领了四斤种薯，心里直打鼓：这东西听都没听过，能比得过麦子？

    种的时候更犯嘀咕。麦子撒种，这东西却要把种薯切成块，每块留个芽眼，埋进土里。

    老李头种了一辈子地，没见过这阵仗。

    刚开始的时候，红薯藤疯长，绿油油一片。

    老李头看著心烦：不长穗，光长藤，算什么庄稼？

    如今到了冬天，麦地早收完了，就剩这片红薯地。

    里长说必须等霜降后再收，糖分才足。

    老李头等啊等，等到土地都冻硬了。

    “爹，动手吧。”李大柱搓搓手，“再不下钁头，天黑前收不完。”

    老李头站起身，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

    他举起锄头，对准第一垄土，用力刨下。

    冻土崩开，露出下面暗红色的块茎。

    老李头愣住了。

    他蹲下身，扒开土。红薯一个挨一个，大的比拳头还大，小的也有鸡蛋大小。

    他小心地挖开周围的土，捧出第一个红薯。沉甸甸的，沾著泥土，在冬日的阳光下泛著暗红的光泽。

    “这......”老李头说不出话。

    李大柱也刨了一钁头，同样挖出一串红薯。父子俩对视一眼，同时加快了动作。

    钁头起落，泥土翻飞。

    红薯一个个被挖出来，堆在田埂上。起初还小心摆放，后来乾脆扔成一堆。

    太多了，多得让人心慌。

    三分地，两个人，从晌午挖到日头偏西。

    田埂上的红薯堆成了小山。

    老李头直起腰，捶了捶后背。他看著那堆红薯，眼睛发直。李大柱找来秤，是借的里长家的大秤，能称二百斤。

    第一筐装满了，秤桿高高翘起——一百二十斤。

    第二筐，一百三十五斤。

    第三筐......

    秤了六次，总共一千八百二十三斤。老李头坐在地上，盯著那堆红薯，嘴唇哆嗦著，算不清帐。

    三分地，一千八百斤。

    一亩地就是......就是六千斤。

    他种了一辈子地，最好的年景，一亩麦子打三百斤顶天了。

    这红薯，一亩顶二十亩麦子。

    “爹，咱们......咱们发財了？”李大柱的声音在抖。

    老李头没说话。他爬起身，走到红薯堆前，拿起一个最大的，用袖子擦去泥土。

    红薯表皮光滑，沉得像块石头。他掰开一点，露出里面黄白色的瓤。

    “回家。”他说，“煮一锅。”

    傍晚，老李家灶房里蒸汽瀰漫。大铁锅里煮著十几个红薯，水咕嘟咕嘟响。老李头的老伴李王氏蹲在灶前添柴，眼睛不时瞟向锅里。

    孙子狗蛋趴在灶台边，眼巴巴等著。

    “爷爷，真能吃吗？”狗蛋问。

    “能！”老李头狠狠点头。

    红薯煮熟了，捞出来晾在盆里。

    老李头挑了个小的，剥开皮。热气腾起，露出金黄的內瓤。他咬了一口，软糯，甜，一股说不出的香气。

    狗蛋也分到一块，烫得直吹气，却捨不得放下。

    “甜！”孩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