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3年，上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伦敦的酿酒厂使用海煤，但这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上並未带来任何改变。
然而，抱怨之声从未停歇。
1676年，一名科学家在骑马游歷至伦敦附近时，估测伦敦的烟尘高达半公里高，长达20公里。
而在更早的1652年，一名荷兰人从相似的观测点，在一处高处瞭望伦敦时，发现伦敦的大教堂已被烟雾深锁，难以看清。
在当时，有一些人便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天气对城市居民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分析过1676年伦敦死亡数字的学者们认为“伦敦的烟尘会引起窒息，非常危险”
而一名商人商人在1700年写道：“伦敦不健康的空气催生了这种恶臭的、骯脏的、带有硫黄味的烟尘，简直是人类的杀手。”
在17世纪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伦敦烟尘天气还有不少作家。
1661年，他发表了《驱逐烟气，或伦敦瀰漫的烟气的不便》。
早在10年前，也就是1651年，作家们就已抱怨：“伦敦深陷於海煤的云”中，有如尘世间的地狱，处於雾天的火山口里——这致命的浓烟。”
到了1661年，他更是高声谴责“满是恶臭黑暗的烟尘和硫黄的聚集体”裹住了这“荣耀而古老的城市”。
有一名科学家分析空气污染，认为煤烟的原子十分“尖利”。
变速好人也参考了这种理论：“这种含硫有毒气体的富有进犯性的尖刻灵魂，使伦敦的所有荣光变得黯淡。
灯火披上了一层漆黑的外壳或皮毛，车水马龙因此阻滯，碗碟、金器和家具失去了光彩，钢铁和最坚硬的石头也被蚀刻斑斑。
国家在这种环境中暴露一年，比在清洁空气里几百年还要糟糕。
有人提出了一些减轻烟尘危害的建议，例如將作为污染源头的工业项目迁出伦敦，在伦敦周围种上芬芳的植物和树篱，让它们的清香飘进市区，驱走邪气。
这些提议者曾向国王查理二世进諫。
国王高兴地觉得应该下一道特別命令让他们出版这些文字，他的確非常欣赏这些提议者的提议。
但实际上，没有人真正准备好採取行动。
不少人並不认为伦敦本身的地理环境不可救药。
南部的水系和低地產生的气体，总是一出来就被太阳吸引，驱散，升腾了。
部分人认为这些气体都是最不健康的，声称它们会“引发癆病、结核，让肺部不適一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大量烟尘中总得屏住呼吸，还因为它本身的毒性，因为所有地下矿物燃料都会散发出含砷的剧毒的气体”。
不少人也曾大力控诉：“伦敦居民呼吸的都是浓厚不洁的雾气，混合著黑乎乎的污浊的蒸汽。”
一名作家坚定不移地认为烟尘问题的根源在工业上。
他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这些令人討厌的烟“可不是从家庭厨房里排放出来的；厨房的火是微弱的，而且並非时时燃烧，它生成的烟也很容易飘走，驱散於高空，这种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772年，《驱逐烟气，或伦敦瀰漫的烟气的不便》再次出版。
新增的玻璃厂、铸造厂、製厂也加入了污染的黑名单，还指出一些特殊的污染源，诸如“伦敦桥和约克大厦上的水泵所需的火力马达”。
但把所有烟尘污染源迁出城市的设想是不可能的。
但《驱逐烟气，或伦敦瀰漫的烟气的不便》当中仍希望法律可以约束大多数污染源，將诸如酿酒厂、玻璃厂、製厂隔离在城镇之外。
他进一步建议，这些厂房应该与城镇保持一定距离。
然而，没有人採纳这些建议。哪怕当时所有人都感知到了城市大气状况的恶化。
不过这种建议却得到了很多在18世纪造访伦敦的异国旅人的共鸣。
1748年，一名瑞典旅行家在伦敦的大教堂附近观测到“浓重的煤烟从四面八方盖住了城市，把眼前的景观分割成一块一块”。
在18世纪60年代，一名法国旅行家和作家合作在法国报纸里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里写道：“烟尘聚成的云朵像帐幔一样笼罩著伦敦，这些烟混合著持续不散的雾气，覆盖了伦敦，把这座城市整个包裹起来。”
旅居伦敦的一年让他確信情况还在越变越糟：“烟尘一天天地侵蚀著大地：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伦敦市民终有一天將彻底告別阳光。”
“四步之外已不辨牛马，但公园还是聚满了散步的人。”
德意志的科学家也曾在18世纪70年代来到伦敦，雾天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他发现自己在上午十点半的时候，因为雾气影响，就已经无法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