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下午。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3號法庭。
一场庭审即將结束。
这是一起过失杀人案件，被告醉酒后与邻居发生爭执，將邻居从楼上推下去，导致邻居抢救无效死亡。
在贝泽隆法官的努力下，被告获得了被害人家人的谅解，刑期也从二十五年降低到了七年。
贝泽隆法官宣读了对被告的判决，正在就此次庭审案件做最后的总结：
“残酷的刑罚从未使人改邪归正，只会在灵魂深处烙下恐惧。”
“本庭的职责不仅仅是惩罚，更是修復。法律的力量不仅在於其严厉，更在於其能引导迷途者重返正途，能抚平创伤，能让社区重新癒合。”
“一个冰冷的、长达二十五年的刑期，能否让死者復生？”
“能否让生者释怀？“
贝泽隆法官目光在陪审席上一次掠过：
“不能！”
“但今天，被告真诚的悔悟和受害者家属令人动容的宽恕，却真正做到了法律难以做到的事情它带来了和平。”
贝泽隆法官看向被害人的家人，语气越发悲悯：
“此案告诉我们，司法的目的应该是“修復”而非『报復”。
“本案中的七年刑期，是对其过错的必要惩戒，但更重要的是，它为一个家庭的和解与一个人的重生，留下了可能的空间。”
他看向被告，目光中充满了怜悯：
“七年的刑期不是对你的惩罚，而是给你反思的时间。”
“希望你能在这七年时间里好好反思，想清楚自己所做所为究竟对他人造成多少伤害，出来以后该如何进行弥补。”
被告低著头，一脸沉痛。
被害人家人相互扶著，不停流著泪。
贝泽隆法官的判决书一向以文学性表达闻名，自由派媒体称其为“法庭诗人“，保守派则批评其“將法哲学凌驾於法律文本“。
不管批评还是讚美，贝泽隆法官的判决书一向具有浓烈的个人风格，极具辨识度。
他凝视著被告数秒后，敲响法槌，宣布庭审结束。
被害人的家人们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被告与家人们也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旁听席，陪审席纷纷起立，看著抱在一起的两伙人，议论纷纷。
贝泽隆法官微微驻足，满意地点点头，收拾好水杯跟笔记本，返回內庭办公室。
此时正好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不到半小时。
回到办公室，贝泽隆法官坐在椅子上，回忆了一下庭审的全过程，思考著该如何將这个案子操作成典型案例进行宣传。
他助手叫进来，將本案的判决书副本及案卷交给助手。
无需贝泽隆法官开口，助手已经领会他的意思，点点头拿著文件离开了办公室。
助手会將案件细节透露给《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等友好媒体的司法专栏记者跟自由派评论家。
媒体將聚焦於庭审中感人的细节：诸如被告的懺悔瞬间，被害者母亲擦著眼泪说“我原谅你了”的对话，贝泽隆法官充满“人文关怀”的引导等等，匯聚成一篇篇关於“司法人性化”的感人故事。
这种事他们已经做过不止一次，助手早已轻车熟路。
贝泽隆法官又整理了一下文件，看看时间，脱掉法官袍，准备换常服，下班回家。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贝泽隆法官认识来人，中年人是一名刑事律师。
这些经常开庭的律师，法官们大多都认识。
刚结束一起案件，贝泽隆法官心情不错，
他放下手中的文件包，看了看时间，重新坐下，笑著提醒中年律师：“你还有五分钟时间。”
中年律师直接掏出一份文件递给贝泽隆法官，进入正题。
他是来跟贝泽隆法官討论代理的一起案件的。
眾所周知，贝泽隆法官对被告一向宽容。
中年律师希望提出一项动议，將检察官提交的一份重要证据排除在外。
贝泽隆法官认真听取了中年律师的意见，仔细思考后告诉中年律师，他需要听听检察官那边是什么看法。
中年律师向贝泽隆法官道谢，起身离开。
贝泽隆法官看了眼时间，正好是下班时间，
他换好外套，正准备离开，助手走了进来。
助手手中拿著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袋。
文件袋上標明是交给贝泽隆法官的。
贝泽隆法官接过文件袋打开，从里面抽出几张照片。
他扫了一眼照片，脸色阴沉下来。
他將照片塞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