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毫无徵兆地降临了。

    项目现场发生了重大事故。

    复杂的精密设备在测试中失控，引发火灾和爆炸，造成数名现场工程师伤亡。

    事故调查结果很快出来，结论指向核心参数设置人为失误。

    而那个被认定为主要责任人的名字，赫然是川本新作。

    我和新作的直属上司都惊呆了。

    新作做事极其严谨，几乎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们想申诉，想调查。

    但公司高层，特別是美方资本代表压下了所有异议。

    他们需要儘快平息事態，给投资方和政府一个交代。

    一个因个人失误导致事故身亡的日本课长成了最完美的替罪羊。

    没有赔偿，没有抚恤，甚至没有一句道歉。

    公司法律顾问冷冰冰地告诉我，鑑於新作是事故主要责任人，公司不追究我们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已经是极大的宽容。

    如果我们再纠缠，公司將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资本的无情在那一天展现得淋漓尽致。

    生命...

    清白...

    一个家庭的未来...

    在庞大的利益和冷冰冰的法律条文面前...

    轻如尘埃。

    新作用生命为之奋斗的公司，转头就將他碾碎。

    我抱著懵懂的一木，站在那间突然变得空荡冰冷的一户建里，感觉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顏色。

    我甚至想就这样跟著新作去了吧。

    可是当我低头，看到一木那依恋地望著我的眼睛。

    看到他伸出小手笨拙地擦我脸上的泪，喊著：“妈妈，不哭……”

    母性的本能像从绝望的废墟里挣了出来的野草。

    我不能死。

    我死了，一木怎么办？

    新作留在这世上的唯一骨血怎么办？

    我走投无路，抱著最后一丝希望回到了滨松的铃木家。

    父亲已经老了很多，头髮花白，但眼神里的严厉和失望甚至比当年更甚。

    他看著我，看著怯生生躲在我身后的一木。

    沉默了很久。

    『和子，当年你选择那个男人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了。』

    『你是死是活，与铃木家无关。』

    大门在我面前缓缓关上。

    最后一点亲情和指望也断了。

    我只能带著一木回到平冢。

    那是昭和55年，日本经济在泡沫前期。

    经济一片繁荣，到处都在招工。

    可是对一个要独自抚养幼子的单身母亲来说，也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规会社需要全日制，我无法兼顾一木。

    我只能打零工，在便利店整理货架，在餐馆后厨洗碗，接一些计件的家庭手工。

    收入微薄且不稳定。

    一木很懂事，懂事得让人心疼。

    別的孩子玩玩具撒娇的年纪，他已经学会自己热便当，安静地等我下班，从不开口要任何东西。

    常年透支的体力，紧绷的神经，营养不良，还有內心深处那从未癒合的创伤和巨大的经济压力……

    它们一点点侵蚀著我的身体。

    昭和61年，一木9岁那年。

    我突然晕倒在打工的便利店。

    送到医院后诊断结果是冠状动脉左主干病变。

    医生说这是很危险的情况，就像心臟的主要输油管道严重堵塞，隨时可能断流。

    根治的方法是一种叫做不停跳冠脉搭桥术的心臟手术。

    但医生遗憾地告诉我，这项技术即使在美国也属於前沿並未普及，在日本更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我只能依靠昂贵的进口药物维持，延缓病情恶化。

    那笔药费对我而言几乎是天文数字。

    我偷偷加大工作量，接更多的零工。

    能省则省，把大部分钱用来买药。

    我告诉一木妈妈只是小毛病，吃了药就好。

    我不能倒！

    至少在一木成年之前，绝对不能倒！

    日子在药片的苦涩和打工的疲惫中一天天捱过。

    一木一天天长大，越来越高，越来越沉默，也越来越拼命。

    十一岁那年，他开始打工，赚来的钱几乎全部交给我。

    『妈妈，从今天起您不要再出去工作了，我可以赚钱了。』

    我知道。

    他都明白。

    他什么都知道。

    这让我既欣慰，又心如刀割。

    我还想工作，但身体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