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把天空染成一种肮脏的橙红色，像是铁锈混着血。毛利小五郎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被废弃车辆堵塞的道路。这辆从路边“借用”的丰田普锐斯已经跑了三百多公里，燃油表指针顽强地指在四分之一刻度，像他一样不肯认输。
副驾驶座上放着半袋便利店零食——昨晚在一家被洗劫的7-11里翻到的，包装袋上还沾着干涸的褐色污渍。后座散落着几瓶矿泉水和一箱工具：扳手、螺丝刀、还有他最趁手的“武器”——那套高尔夫球杆。七号铁杆的握柄已经被汗水浸得发黑。
收音机早就只剩下电流的嘶嘶声。他每隔十分钟就调一次频率，从AM到FM，从短波到民用频道。大部分是死寂，偶尔能捕捉到几个词：“…不要靠近…”、“…水源被污染…”、“…红色警戒…”。然后又是嘶嘶声，像垂死者的呼吸。
昨天在千叶市郊，他亲眼目睹了自卫队最后一道防线的崩溃。
那是黎明时分，他从藏身的汽车旅馆二楼窗户看到：三十多名士兵依托加油站设置路障，用机枪扫射涌来的尸潮。那些东西太多了，源源不断，踩着同类的尸体向前爬。弹药打光后，士兵们上了刺刀。
其中一个很年轻的士兵——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岁——被四五只丧尸扑倒。他的惨叫很短，然后就是咀嚼声。另一个老兵拉响了手榴弹。
毛利小五郎在那一刻转身离开窗户，没有再看。他收拾好仅有的东西，发动了早就准备好的车。油箱是满的，因为他昨天下午在加油站排队两小时，用最后一张万元钞票买了五十升汽油——那时候人们还在相信货币的价值，还在排队，还在以为这只是一场“严重的传染病”。
愚蠢。他自己也愚蠢。
如果他早点听英理的话，如果他没有醉醺醺地去参加那个该死的“企业家晚宴”，如果他能像那个大阪的小子一样敏锐…
方向盘在他手中发出轻微的咯吱声。他用力握紧，指节发白。
不。不能想这些。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
英理在千叶。最后一次通话是五天前，她说要去千叶地方法院处理一个紧急案件。“有个很重要的证人需要保护，小五郎。我两天后就回东京。”
然后通讯就断了。
他知道英理会去哪里：千叶地方法院附近有一家她常去的商务酒店，或者法院本身的地下停车场——那里结构坚固，有备用发电机，是理想的临时避难所。
前提是她还活着。
这个念头像冰锥一样刺进他的胸口。他猛踩油门，车子绕过一辆翻倒的卡车，轮胎碾过散落一地的纸箱。纸箱上印着保护伞公司的红白标识，里面是空的。
保护伞。那个金发的美国人。斯特林。
小五郎在晚宴上见过他一次。那时候斯特林正和铃木史郎谈笑风生，周围簇拥着政要和名流。小五郎因为宿醉头痛，只远远看了一眼，心想：又一个装模作样的外国资本家。
现在想来，斯特林看他们的眼神——那种平静的、像是在观察标本的眼神——让他后背发凉。
车子突然剧烈颠簸。右前轮压到了什么软的东西。小五郎没有减速，也没有看后视镜。他知道那是什么。这几天他已经压过了太多。
道路在前方分岔。左边通往千叶市中心，右边绕向沿海工业区。他犹豫了一秒，选择了左边。市中心建筑密集，意味着更多藏身点，也意味着更多…那些东西。
进入市区后，景象更加惨烈。
商店橱窗全部被砸碎，人行道上散落着各种物品：衣服、玩具、摔坏的手机。几具尸体倒在路边，有的已经腐烂膨胀，有的还新鲜。苍蝇群起群落，嗡嗡声即使在车内也能隐约听见。
他看到一个人影从巷口踉跄跑出，是个中年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包裹。她身后追出来三个男人，手里拿着棍棒。妇女摔倒了，包裹散开——是几包饼干和瓶装水。男人们抢走食物，踢了她几脚，然后跑开。
小五郎停下车。
他坐在驾驶座上，手握方向盘，眼睛看着那个蜷缩在地上抽泣的妇女。他应该下车吗？帮她？给她一点食物？带她走？
但他只有一个人。一辆车。有限的汽油。要去救自己的妻子。
而且那个女人可能已经被感染了。那些男人也可能只是饿疯了。
犹豫了三十秒后，他重新发动车子，绕开那个妇女，继续前行。
后视镜里，妇女慢慢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旁边的建筑。她没有看他的车。
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搅。他抓起水瓶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塑料味。
千叶地方法院是一栋八层的现代建筑，玻璃幕墙在夕阳下反射着血色的光。大楼前广场上停着几辆烧毁的警车，地面上有大量黑色污迹。
小五郎把车停在两条街外，从后座抽出七号铁杆，又拿了扳手插在腰后。他戴上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