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板，”张建军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接下来怎么办？”
何雨柱转过身，看着眼前这两个满脸疲惫的人。
“建军，你留在医院，王师傅醒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李厂长，你回厂里，稳住工人情绪，配合警方调查。明天一早，召开全厂大会，我要讲话。”
“开会讲什么？”
“讲真话，”何雨柱说，“把今天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所有人。告诉他们，有人不想让药厂活，但我们偏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
凌晨三点，何雨柱回到谭府。
后院办公室里还亮着灯，苏青禾趴在桌上睡着了，旁边放着凉透的茶。
何雨柱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披在她身上。
动作还是惊醒了苏青禾。
“你回来了，”她揉揉眼睛，声音带着睡意，“王师傅怎么样？”
“手术做完了，命保住了，但腿......”
何雨柱摇摇头，在对面坐下，“青禾，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苏青禾彻底醒了，坐直身体，看着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以为只要努力，只要把事情做对，就能保住药厂，保住那些工人的饭碗，”
何雨柱苦笑，“但有些人，他们不讲规则，不按常理出牌。为了利益，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后半生。”
“所以你要认输？”
“不，”何雨柱抬起头，眼神重新变得锐利，“我只是在想，该怎么反击。”
苏青禾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色。
秋雨还在下，敲打着玻璃，发出细密的声响。
“柱子，你还记不记得六六年？”她突然问。
何雨柱一愣。
“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天塌了。你被审查，我被停职，吴教授被下放，雨水不得不去西北，”苏青禾转过身，靠在窗台上，“那时候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何雨柱想起那些日子——深夜的审讯，匿名信的威胁，藏匿在空间的张建军，还有远在西北的雨水寄回来的信。
“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他说，“一天一天，一件事一件事地应对。”
“对，”苏青禾走回来，在他面前坐下，“那时候比现在难得多。至少现在，我们有法律可以依靠，有舆论可以发声，有实实在在的产业可以支撑。而对方，只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她握住何雨柱的手：“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怕了。怕你真的把药厂盘活，怕你的方案真的成功，怕那些老照片和老故事，真的打动人心。”
何雨柱反握住她的手，暖意从掌心传递过来。
“青禾，我需要钱，”他低声说，“很多钱。王师傅的康复治疗，厂里的设备改造，工人工资的保证，还有应对冯永胜下一轮攻击的准备......调研会虽然开完了，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苏青禾点点头：“家里还有多少？”
“能动用的现金，大概二十万。但这些钱是谭府的流动资金，不能全动。而且......”何雨柱顿了顿，“杯水车薪。”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雨声和时钟的滴答。
突然，何雨柱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1983年秋天的香港，中环银行门口排起的长队，人们脸上惊慌的表情，还有报纸上巨大的标题：“港元危机”。
作为穿越者，他知道这段历史。
1983年9月，由于对香港前途的担忧，港元遭遇大规模抛售，汇率暴跌。
10月15日，港府被迫宣布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元与美元挂钩，汇率固定在7.8港元兑1美元。
从9月到10月，短短一个多月，港元兑美元的汇率从6.5一路跌至9.6，然后在政策出台后迅速回升。
如果操作得当......
何雨柱猛地站起来，走到日历前。
今天是1983年10月3日。
距离港府宣布联系汇率制度，还有十二天。
“柱子？”苏青禾疑惑地看着他。
何雨柱转过身，眼睛里有一种苏青禾很久没见过的光芒——那是十六岁截胡何大清时的那种果断，是第一次掌勺招待苏联专家时的那种自信，是特殊时期救出岳父母时的那种决绝。
“青禾，我要给娄半城打个电话。”
“现在？凌晨三点？”
“香港时间比北京早一小时，现在是凌晨四点，还不算太晚，”
何雨柱已经拿起电话，“而且这件事，必须现在说。”
苏青禾虽然不明白他要做什么，但点了点头：“我去给你泡杯浓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