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专案组决定採取最稳妥也最耗费资源的方式——以“燕郊遗址”为起点，结合歷史上关於京师“龙脉”的各种传说和文献记载，划定出数个高、中、低三个不同风险等级的重点排查区域，从外围开始，逐步向核心区进行地毯式的、逐层深入的扫描。
行动极其谨慎，每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跳舞。他们寻找的，不再是宝藏，而是一个可能隨时会引爆的……深渊。
李云鹏並没有閒著。他知道，官方的“排雷行动”虽然方向正確，但过程必然是漫长而痛苦的。他需要適时地，再“激活”一些沉睡的“歷史记忆”，为他们提供一些看似无关，却能在关键时刻起到“点睛”作用的“路標”。
他不需要再製造惊天动地的“物证”，他只需要让那些本就存在於歷史尘埃中的“疑点”，以一种更清晰的方式，呈现在“启明”专案组面前。
他消耗了约800点真实度，向系统下达了新的指令。
【指令一：提升**《明宫词》、《酌中志》等记载明末宫廷秘闻的古籍中，关於崇禎皇帝在甲申年三月上旬某些“异常行为”记载的“被关注”和“被重新解读”的概率。】
【指令二：在清初官方档案**（如內务府、宗人府的早期记录）中，以“信息残留”的形式，“生成”几条关於清军入关后，曾秘密派遣特殊部队，对京师及周边某些**“前朝妖人祭祀之地”**进行“勘查与封禁”的、语焉不详但可供查证的內部记录。】
几天后，新的“歷史迴响”，如期而至。
“启明”歷史文献组，在对海量的明末史料进行地毯式重新梳理时，一位年轻的研究员，在逐字比对不同版本的《酌中志》（由司礼监太监刘若愚所著，记载了大量宫廷內幕）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段之前被大多数学者忽略的记载。
书中提到，在李自成大军围城的前几天，崇禎皇帝並非如传统史书所说的那样焦躁不安、束手无策，反而有几天时间，他將自己锁在乾清宫的暖阁之中，不见任何人，只命人送入大量的硃砂、黄纸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金石之物”。当时宫中传言，皇帝是在进行最后的“祈天祷告”，但刘若愚在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困惑和恐惧，称皇帝当时的状態“非悲非喜，近乎神魔，时有微光自阁內泄出，侍者皆不敢近前”。
这段描述，如果放在以前，只会被当成是太监对皇帝绝望状態的夸张描写。但现在，结合“甲申遗物”和“明史拾遗”的解读，其背后所隱藏的含义，让所有看到这段文字的专家都感到不寒而慄！
与此同时，负责清史研究的小组，在对海量的清初內务府满文老档进行数位化翻译和检索时，也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们找到了几份顺治初年的內部奏报，其中隱晦地提及，摄政王多尔袞曾多次密令八旗的“巴牙喇”（护军营，最精锐的部队），会同一些从明朝投降过来的、身份特殊的“术士”，对京城地下的某些“前朝龙脉节点”和“不祥之地”（奏报中使用了“秽气匯聚之所”这样的词语）进行勘查，並用“镇物”（如从寺庙中移来的石狮、刻有满文咒语的铁符等）进行“永久性封禁”，其行动级別之高，保密程度之严，远超正常的清算前朝的范畴。
一份奏报中甚至提到，在勘查某处位於紫禁城正北方的地下区域时，带队的將领回报称“地底深处，似有风雷之声，又有万鬼同哭之状，令人心胆俱裂，不敢深入”，请求增派人员前来协助。
这两条来自不同朝代、不同立场、却又在时间和空间上產生了诡异交集的“歷史低语”，如同两道划破黑暗的闪电，瞬间让歷史文献组的研究陷入了更深的迷雾和更激烈的討论之中。
指挥中心內，王明远所长將这两份最新的文献发现报告，投影在了巨大的全息屏幕上，与那块“甲申遗物”的照片並列。
“各位，请看。”他的声音低沉而凝重，“一边，是明朝末代皇帝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异常举动』，他似乎在进行某种不为人知的、近乎『神魔』的仪式。另一边，是新朝的统治者在入关之后，对前朝的某些『不祥之地』进行的、充满了恐惧和敬畏的『勘查与封禁』。”
“这两件事，如果孤立来看，都可以用传统的歷史观去解释。前者，可以看作是帝王在绝望中的迷信行为；后者，可以看作是征服者为了稳固统治、破除前朝『风水』而进行的政治操作。”
“但是，”王明远所长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当我们將它们与『燕郊遗址』、与《丙寅魔劫录》、与『姚广孝跋文』、与『甲申遗物』……与我们这段时间以来所有的『异常发现』联繫在一起时，一个令人不寒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