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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没能达到更进一步的目的，但至少成功地將自己“关心民生”的姿態和苏勖的“实干”提到了父皇面前，这在他看来，也算是一步小小的进益。

    然而，李泰並不知道，他这番小心翼翼的“献策”之举，恰恰为李承乾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和攻击的靶子。

    数日后，一份由百骑司密探精心搜集、並附有详细“解读”的奏报，悄然呈送到了李世民的御案上。

    奏报的核心，並非《新修劝农书》的內容本身有何不妥，而是魏王府为编纂此书，与地方官员、士绅的往来信函，以及书中一些“不合时宜”的细节。

    密探抄录的信函显示，魏王府为了搜集各地农情资料，曾多次致信山东、河北等地的官员，其中一些官员，此前与魏王府过从甚密。

    信中虽多是询问农事，但字里行间不乏对魏王“关心民瘼”的讚美，甚至有官员在回信中写道：

    “…殿下身处京华，心系畎亩，此乃社稷之福，万民之幸。若他日殿下能巡幸地方，亲授农桑之要，则…”

    硃批在旁边注道：“此等言语，已近諂媚，且隱含非分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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