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立刻將整理好的崔管家的核心口供、以及从帐册信件中梳理出的关键证据链条，形成一份措辞严谨、证据扎实的密奏，由萧瑀、孙伏伽、程处默三人联署，並通过百骑司与龙驤卫的双重加急信道，直送长安，呈递御前。

    这份奏报，不再仅仅是关於粮种囤积和刺杀未遂，而是明確指出了河北世家有组织、大规模地囤积战略物资，其资金流向疑似关联长安某位亲王，並有违禁军械流入辽东的严重嫌疑！

    奏疏中虽未直接点明亲王名號，但提供的线索接洽人特徵、时间、资金路径已足够清晰，指向性极为明確。

    这已不再是地方案件，而是直指帝国统治核心的谋逆大案！

    几乎在同一时间，崔弘度也动用了他的最后手段。

    就在调查团密奏发出后的第三天清晨，州城西市突然聚集起数百名“民眾”，他们衣衫襤褸，神情激愤，高声呼喊著：

    “朝廷无道，苛政猛於虎！”“孙伏伽酷吏，构陷良善，逼死贤良！”“停止新政，还我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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