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你，你坐，坐……”他慌乱地环顾四周，想给我找个能坐的地方，但这狭小空间里，除了那张充当床铺的木板和垫着砖头的破箱子，再无他物。他最终只好尴尬地指了指那个木箱，“要不……坐这儿？我给您擦擦！”说着就要用他那件脏得发亮的工装袖子去擦拭箱面上的灰尘。
“不用了，老金。”我阻止了他，声音有些沙哑。我的目光无法从床上的贝贝身上移开。她依旧安静地看着我，那双黑曜石般的眼睛仿佛能穿透皮囊，直视我内心那点可悲的慌乱和无处安放的怜悯。“孩子……一直这样？”
老金脸上的卑微笑容瞬间垮塌，被一种更深沉的、刻入骨髓的忧愁取代。他佝偻着背，走到床边，用那双布满老茧和污垢的手，极其轻柔地替贝贝掖了掖被角，动作小心翼翼，仿佛在触碰一件稀世珍宝。
“唉……时好时坏。”他叹了口气，那叹息声沉重得像拉不动的老风箱，“好的时候，能坐起来喝点粥，说两句话。不好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躺着都喘不上气……药不能停，一停就……”他没再说下去，只是摇了摇头，浑浊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水汽。
他从那个破木箱底下，摸索着拿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他颤抖着将其中的一张递给我。
那是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和费用清单。诊断证明上写着冗长而冰冷的医学名词，我只勉强认出“造血功能障碍”、“先天性”等字样。而那张费用清单则更加触目惊心——各种检查费、化验费、最刺眼的是那一长串进口药品的名称和后面跟着的天文数字。一个月，仅仅是最基础的药物维持，就需要将近五千块。这还不包括定期复查、可能的输血和住院费用。
五千块。对老金来说，这意味着他需要捡多少废品？需要找到多少个价值五十元的“宝贝”收音机？需要被医院拒绝卖血多少次？
我捏着那张轻飘飘却重若千钧的纸，指尖冰凉。任何语言在此刻都显得苍白。安慰是虚伪的，鼓励是残忍的。我甚至无法像对待顾远的谜团那样，生出一种要去“调查”、“揭露”的冲动。眼前的苦难是如此赤裸，如此庞大，如此……无解。它像一座由冰冷现实砌成的巨山，横亘在那里，沉默地碾压着一切试图反抗的意念。
老金看着我脸上的凝重，似乎误解了什么。他慌忙把那张纸收回去，像藏起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脸上重新挤出那种讨好的、带着一丝急切的笑容。
“不过……同志，你别担心！快了！就快有办法了！”他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一些，带着一种异样的、近乎亢奋的光彩，与他刚才的死气沉沉判若两人。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竟然重新燃起了两簇微弱却执拗的火苗。
我愣了一下，看着他突然焕发的“神采”，心里非但没有感到轻松，反而陡然升起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在这种绝境里，能让人突然看到“希望”的，往往不是救赎，而是更深的地狱。
“什么办法？”我下意识地追问，声音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紧绷。
老金警惕地看了一眼床上的贝贝，见她依旧安静地睁着眼睛，似乎没有留意我们的对话，这才凑近我一些，压低了声音，脸上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混杂着兴奋与忐忑的神情。
“我……我找到个门路！”他神秘兮兮地说，嘴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能……能一下子弄到三十万！”
三十万。这个数字像一道惊雷，在这狭小、污浊的空间里炸响。
我瞳孔骤缩，心脏猛地一沉。三十万？对他这样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拾荒老人来说，这根本是一个不存在的数字。除了违法犯罪，或者……一个极其黑暗、极其可怕的念头，如同毒蛇般瞬间窜入我的脑海。
“什么门路？”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
老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眼神闪烁着，既有对那笔巨款的渴望，也有一丝本能的恐惧，但前者显然压倒了一切。
“有……有个中介，”他声音更低了，几乎象是在耳语，“说可以带我去……去‘捐’个肾。”
尽管有所预感，但亲耳听到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我还是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
那个所谓的“黑中介”，那些游荡在城市最阴暗角落、专门吸食穷人血肉的蛆虫！他们利用绝症患者家属的绝望，用看似“公平交易”的幌子，行的是摘取器官、牟取暴利的罪恶勾当！且不说这种交易本身的非法性和巨大的健康风险，光是那些中介，十个里有十个是骗子！他们要么在手术前卷款跑路，要么在手术后用远低于承诺的价格打发，甚至可能是在根本不符合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