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内更是惨不忍睹。唯一的窗户对着另一面斑驳的墙壁，光线吝啬地挤进来，让一切都蒙上一层灰败的调子。墙壁上，因为连日阴雨，渗出的水渍晕染出诡异的地图形案，像某种不祥的预言。一张吱呀作响的旧床，一个掉漆的衣柜，一张堆满了杂物的破桌子，还有角落里堆放着的我的“宝贝”——几个塞满了胶卷和旧照片的纸箱，以及几台早已淘汰、但被我像守财奴一样珍藏的老相机。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一个失败者堡垒的所有库存。
葬礼上那种冰冷的、被精心包装过的悲伤，在这里被稀释成了更具体、更磨人的焦虑——房东的催债，空瘪的钱包，以及胃里那种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而产生的、熟悉的灼烧感。我把自己摔进那张唯一的、弹簧已经失去弹性的旧椅子里，连开灯的欲望都没有。黑暗很适合我，像一件裹在身上的、熟悉的破旧外衣。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落在了墙角一个不起眼的纸箱上。那是顾远的东西。
大概半个月前，他提过来的。当时他脸色有些疲惫，但眼神里还带着惯有的、那种看透世事的调侃。他说他老婆——那个我从未见过面，只在他偶尔的抱怨中知道是个极其注重“生活品质”的女人——正在疯狂地给家里做“断舍离”，清理一切“无用”的旧物。他这个箱子里的，都是些大学时代的“破烂回忆”，舍不得扔，又不敢带回家，只好暂时寄存在我这个“垃圾回收站”。
他当时拍着箱子，笑着说：“默哥，替我保管好。这里面可都是我的黑历史，万一哪天我挂了，你得负责把它们销毁，别让我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当时我只当是个玩笑。我们之间经常开这种没轻没重的玩笑。死亡、破产、戴绿帽……都是我们互相攻击的常规弹药。谁能想到，一语成谶。
现在，这个纸箱就安静地待在角落里，像一个沉默的、等待着被开启的潘多拉魔盒。
警察来过。在顾远死后，他们例行公事地检查了他的办公桌和家里的物品。据说，他们也粗略地翻看过这个箱子，得出的结论是“一些私人杂物和旧电子设备，无调查价值”。是啊，在那些穿着制服的、看惯了生死和罪恶的人眼里，一个“自杀者”留下的、与工作无关的私人回忆，能有什么价值呢？
但我了解顾远。他不是一个会轻易放弃生命的人。哪怕压力再大，他骨子里也有一种属于小市民的、顽强的韧性，像石缝里的杂草，可以弯腰，但很难折断。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个箱子交给我时，那种半开玩笑的语气底下，似乎隐藏着一丝……托付？或者说，是一种未雨绸缪的谨慎？
一种莫名的冲动驱使着我。我站起身，走到墙角，拖出了那个纸箱。不重。打开，上面是一些零散的东西：几本卷了边的旧小说，一个早已停产的MP3播放器，几盒落满了灰的磁带，几本写满了潦草字迹的课堂笔记。底下，是一些旧衣服，散发着淡淡的樟脑丸和时光的味道。
我一件件地翻看着，指尖触碰到的，是顾远已经凝固的青春。真他妈讽刺居然还有一本《百年孤独》，书页泛黄，里面夹着一张我们俩在大学篮球场上的合影，照片上的我们勾肩搭背，笑得没心没肺，阳光刺眼。那时我们相信未来有无限可能，相信正义和友情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我继续往下翻，手指触到了一个硬硬的、方形的物体。拨开覆盖在上面的旧毛衣，一部手机静静地躺在箱底。
那不是顾远平时用的最新款智能手机。这是一部老式的、带物理键盘的功能机，诺基亚某个早已停产的型号，黑色的外壳上布满了划痕，边角甚至有些掉漆。像上个时代的遗物，沉默而固执。
我的心跳莫名地漏跳了一拍。警察说检查过他的物品，包括电子设备。但他们大概率只会关注他正在使用的主力手机。谁会特意去注意一部早已被淘汰、看起来毫无价值的旧手机呢？甚至可能，它当时就没放在显眼的位置，是被顾远刻意藏在衣服下面的。
我拿起这部手机。很轻，塑料外壳冰凉。我尝试着按下开机键。屏幕亮了一下，显示出电量不足的图标，然后迅速暗了下去。没电了。
我在箱子里翻找，果然找到一个与之配套的老式充电器，接口都已经有些氧化发黑。接上电源，插在墙角的插座上。充电指示灯亮起了微弱的红光，像垂死之人最后的脉搏。
等待充电的时间变得异常漫长。窗外的喧嚣似乎也安静了下来，只有墙壁上那个老旧的时钟，发出单调而清晰的“滴答”声，每一秒都敲打在我的神经上。屋内的黑暗变得浓稠，仿佛有无数双看不见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注视着这部正在缓慢恢复生机的旧手机。
我点起一支烟，烟雾在黑暗中缭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