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

    那晚姐妹俩和娘挤一张床。

    床板硬，被子薄，有股霉味和汗味混在一起的气息。

    阿桂很久没睡过这样的床了，他们在夏国的床有弹簧垫子，铺着棉褥，被子是新的棉花絮的。

    她听见娘在黑暗里小声啜泣：“阿桂，阿草，娘对不起你们……”

    阿桂黯然，没有说话。

    第二天，消息传开了。公社干部来了两拨，县里也来了人，都拐弯抹角打听夏国的情况。

    阿桂只说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发展，多的不说。

    阿草更是一问三不知，只瞪着眼睛摇头。

    但她们带来的东西藏不住。娘开了罐黄桃罐头，糖水澄亮，桃肉金黄。

    小弟吃了一口，眼睛瞪得圆圆的：“甜！真甜！”

    邻居孩子扒在门边看，眼巴巴的。娘舀了半碗分给孩子们，一时间屋里屋外都是咂嘴声。

    阿桂看着，心里发酸。这罐头在夏国不算什么，百货公司货架上堆着，十八块一罐，她一天的零花钱能买两罐还有剩。

    但在这里，成了稀罕物。

    下午她帮娘烧火做饭。灶台是土坯垒的，烧柴，烟倒灌，呛得人直流泪。

    阿桂被熏得咳嗽，想起总统府的厨房，烧煤的炉子，有烟囱，还有自来水龙头。

    娘看着她生疏的动作，小声说：“你们……过惯好日子了。”

    阿桂没接话。她把柴塞进灶膛，火苗蹿起来，映着她被烟熏红的脸。

    两天后，姐妹俩要走了，实在是不习惯现在乡下的生活，以及每天被邻居当猴看的那种感觉。

    娘做了顿像样的饭，煮了米饭，炒了鸡蛋，把最后一罐橘子罐头开了。爹蹲在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

    临走前，阿桂把带来的四百多块钱悄悄塞进米缸底下。

    她知道这钱在夏国不算什么，但在这里，够全家吃几个月饱饭，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夏元在这里根本花不出去。

    公社派了拖拉机送她们到县城。

    路上阿草一直没说话，到了接待站才小声说：“姐，我想回去了。”

    阿桂摸摸她的头：“明天就走。”

    回程的手续简单些。检查证件，登记返回时间，还是那辆马车送到边境。

    走过界桩，踏上夏国的水泥地时，姐妹俩不约而同舒了口气。

    同登火车站里，灯光通明。小卖部亮着电灯，柜台里摆着面包、罐头、香烟。

    阿桂买了两个面包，递一个给阿草。面包松软，带着奶香。

    火车晚上八点开。姐妹俩坐在候车室长椅上，等着检票。周围都是南归的人，聊着探亲见闻。

    有人说：“我娘说想过来，我说再等等，等政策更明了。”

    有人说：“那边还是老样子，烧柴，点煤油灯。”

    阿桂静静听着。她想起老家那盏昏暗的煤油灯，想起娘生火时被烟呛出的眼泪，想起小弟吃罐头时发亮的眼睛。

    火车鸣笛进站。姐妹俩拎着几乎空了的布包上车，东西都留给家里了，阿草连皮鞋都脱了，换了一双布鞋穿着。

    硬座车厢里，灯光明亮。列车员推着小车卖茶水：“开水两毛一杯！茶叶蛋一块一个！”

    阿桂要了两杯开水。

    热水烫手，杯身传递着暖意。

    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黑暗，想起龙海萍说的话：“让他们看看你们现在过得多好。”

    他们看到了。可看过了，然后呢？

    阿草靠在她肩上睡着了。女孩呼吸均匀，脸上带着疲惫。

    阿桂轻轻拢了拢妹妹的头发，想起两年前那个发着高烧、奄奄一息的小丫头。

    火车轰隆前行，驶向有电灯、有暖气、有热水澡的上京。

    而那个煤油灯下的家，留在了身后的黑暗里。

    像一场短暂的梦，醒了，只剩手心残留的一点温度。

    阿桂看着窗外的光景，想明白了，有些路走过了，就回不去了。